渐渐地，戛纳也就名利双收，逐渐将柏林和威尼斯甩在了身后。

当然，这一漫长过程花费了超过十年时间的酝酿与推动，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另外，整个电影节的文化氛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柏林和威尼斯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国家、社会、文化的制约，终究没有能够像戛纳那样发展起来，法国对于电影的狂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能够参照戛纳的发展路线，威尼斯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威尼斯电影节里里外外面临的问题着实太多，如同庞杂的一团毛线，让人无从入手。

且不说戛纳模式是否能够照搬到威尼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按照戛纳的道路推行，威尼斯也需要面对重重阻扰层层障碍，就好像阿尔贝托灵光一闪的想法一样：

邀请蓝礼成为评审团成员，即使这是一个好主意，人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好主意，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消极影响；但在威尼斯电影节内部的推行依旧希望渺茫，更为荒谬的是，就连蓝礼这样的外人都知道，他们应该做出改变尝试，却终究还是会以碰壁告终，而他们自己也仍然无法打破壁垒完成突破。

阿尔贝托自己也是无能为力，注视着眼前的蓝礼，他只能暂时把那个诱人的想法收起来，专注于自己的原本计划。

第2056章 巨大风险

过去十年时间里，欧洲三大电影节都在积极主动地做出调整，希望能够跟上时代脚步，威尼斯自然也不例外。

新世纪之后，威尼斯也尝试敞开怀抱接纳好莱坞电影——不止是艺术电影，还有星光熠熠的其他电影，毕竟好莱坞的强大影响力在欧洲也是无法忽视的，但因为意大利电影产业内部的强烈抗议和反对，没有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下去，间或间或地展开零星合作，可惜缘分断断续续地没有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影响力也就没有能够凝聚起来。

马克·穆勒担任电影节主席的时候，他的公关能力和强大人脉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也使得威尼斯与亚洲电影完全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又与好莱坞拉近了距离；但恰恰也因为马克·穆勒的长袖善舞，他也最明白“权衡”的重要性，经常向国内的保守派、顽固派低头妥协，寻求一个温和的平衡点，这才使得威尼斯的艺术定位没有能够完全确立。

当阿尔贝托就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时候，他们需要在混乱之中寻找清晰思路，其中，作为全球电影产业最大市场的美国，到底应该如何合作，这依旧是阿尔贝托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而他所面临的局面还要更加错综复杂。

此时整个“戛纳系”风格气候已成，好莱坞电影与戛纳的亲密关系已经无法斩断，大部分优秀美国电影参加电影节的首选都是戛纳，而威尼斯只能捡漏；随后他们还需要面临多伦多的正面冲击，大多时候都只能在剩菜残羹之中挑挑拣拣，着实没有太多选择余地，继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如同泥沼。

自从就任以来，阿尔贝托就在一点一点地尝试着调整着。

2012年，三部美国电影入围威尼斯主竞赛，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大师”、泰伦斯·马力克的“通往仙境”和哈莫尼·科林（harony kore）的“春假”，三部作品都受到了不俗赞誉，其中“大师”更是拿下了银狮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2013年，五部美国电影入围威尼斯主竞赛，詹姆斯·弗兰科的“神之子”、埃罗尔·莫里斯（errol orris）的“拉姆斯菲尔德自述”、大卫·戈登·格林的“乔”、凯莉·雷查德（kelly reichardt）的“夜色行动”、彼得·兰德斯曼（eter ndesan）的“帕克兰医院”。

其中，大卫·戈登·格林、凯莉·雷查德都是独立电影领域的出色导演，埃罗尔·莫里斯则是纪录片领域里的大腕，但彼得·兰德斯曼和詹姆斯·弗兰科都不曾在导演领域里交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