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一个国家的支柱，若是支柱倒了，国家这座宫殿基本也就完了。

对于财政问题，古人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不过大家多是儒家弟子，文人嘛，都要脸，总把钱财、利润挂在嘴边，那和商人那种没品的人有啥区别？

就因为文人好面子，害了无数人。

一个受害者，就是朱允炆。

朱允炆想要当一个明君，操控好大明这艘巨舟，但也清楚，每一项政策的推出，都必须有其根源与依据，必须符合当下国情。

老马主义最精髓的四个字，不就是实事求是？

《资本论》没看懂不要紧，这四个字学会了就行，帝王嘛，不可能事事躬亲，顶层设计就好，具体执行与完善，还是要靠官吏。

为了这些官吏能整明白，朱允炆想看看前面各个朝代的古书，准备以古为鉴，推行新的财政观。

可谁知历史上的各位兄弟，都耻于言利，羞于提及，导致财政管理方面的学说只是“只言片语”，鲜有专门论述财政的言论。

也不是没人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历史上第一个大声喊出理财的家伙，是“佛菩萨也劝他不转”的拗相公王安石，这个宋代猛人认为经济出了问题，那是“理财未得其道”，并公开宣扬，不理财，无以成“圣君贤臣”。

朱允炆深入研究过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得不说，这个不洗澡，浑身都是虱子的家伙有着极为超前的眼光，他要生在后世，绝对有用武之地。

不加赋而国用足，不是一句虚妄之言，它是后世国家财政推崇与遵循的基本原则。简单来理解，就是在不改变税率的基础上，扩大经济总量，继而提升国家税收。

可以说在某个程度上，朱允炆虽然没有喊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口号，但商业解禁、促进消费、扩大手工作坊等举措，都是“做大饼”的思维，朝廷不需要改变税收基准，一样可以增加税收。

只是王安石不认识老马与老恩，对经济问题思考的又太过简单了一些，只去刺激商业、刺激官僚资本，做大经济，却没想到当时田产兼并已是无药可救，百姓没有剩余资本，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指望拿百姓去拉动内需？

大饼弄出来了，百姓不买单，这不就泡沫了？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好看是好看，可它一触即破……

对于财政来源问题，王安石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用后世的话解释，就是税收取之于百姓，用之于百姓。

很多朝廷，都践行了前半句话——取之于民，至于后半句话，一言难尽……

税收是取之于民的最关键手段，至于是学商鞅行重税，还是学孔子“敛从其薄”，这就需要看情况了。

可无论什么时候，在财政支出方面，这些思想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

量入为出。

《管子》云：“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主张“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唐代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