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文良把昨夜收到的电报在手中展开，搁在桌面上，“盛先生说……如果你去意已决，则将三千美金汇款交予你，同时联系驻莫斯科使馆人员，如有必要可向使馆求助。”

素素接过电报，内容正如计文良所述，但末尾处还有一句“祝你好运”，更像是妈妈的手笔。

“你有一个好母亲。”计文良无可奈何地说道，“特别是有一个在重庆政府深耕的外公和舅父。”

“计先生……”素素看着垂头丧气地计文良，不由得好笑，她伸出手向他讨要红包，“你的随礼呢？”

计文良摇摇头，把装着美金的信封递给她，并且说道：“除了骆驼牌香烟，我还给你换好了卢布。”

“谢谢，这么多年，多亏您的照顾。”

“我也不是……全看在梁老的面子。”

“您是个好人。”

“好人有什么意思？这世道从来对好人亏欠，对坏人宽容。”

素素侧过身，把黑色大衣叠好放进行李箱，计文良问：“几点的火车？我送你。”

“十二点。”

“好。”

再没人说话。

在人来人往的巴黎火车站，素素与计文良挥手道别，这一年她二十六岁，在法国生活八年之久，经历了战乱与重生，却要在和平到来的这一刻与巴黎挥手作别，同样告别的还有计文良、布朗热一家、以及消失的维奥拉。

汽笛声响起，火车轰隆隆向前，将她的青春她最初的爱情都留在巴黎——一座被梧桐树叶覆盖的城市。

自阿姆斯特丹上船，经波罗的海到圣彼得堡，再换火车、汽车，终于抵达想象中的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