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之所以要交给胡濙去办，归根到底是新尚书萧暄和姚夔不大好用，若是他们好用的话，李宾言就不会处在风口浪尖上了。

是胡濙推荐的人不行吗?其实不尽然。

萧暄和姚夔主要是刚回京师，主持工作还是有些吃力。

这就又绕回朱祁钰建立起一整套埋在金山陵园的政令了，若是这个时候胡濙致仕后回江西老家了，朱祁钰就只能亲自下场了，那必然是一场血雨腥风。

他作为皇帝下场处置，那就不是平息风力那么简单了。

权力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如果无法顺利让渡权力，就不让渡，如果权力无法顺利让渡，就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混乱期，这段时间就可以浑水摸鱼了。

胡濙的卸任并不是冒然行为，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进行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但是仍然产生了一段空窗期，让人钻了空子。

朱祁钰和胡濙又讨论了许久的大明朝政，尤其是最近朱祁钰一直在推进的西域行都司的建立，廷议的朝臣一共二十七人，一共十三人同意建立，一共十三人反对，经过了十三次的表态，仍然没有结论，但是西域行都司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于谦是第二十七个人，他并没有立刻表态，而是不断的讨论，搜集地方官吏的意见和态度，尤其是在陕西去巡边的景泰二年状元郎柯潜。

调动了许多的资源，一步一步解决西域行都司建立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关西七卫纳入陕西行都司的管辖范围，而陕西行都司正式确定为甘肃布政司设立三司，画府州县界，任命官员等等。

就这一件事，就是千头万绪。

关西七卫在嘉峪关外，如何守住这七卫之地?这七卫之地的行政又如何划分?而关西地面上的靴鞋、哈密人、吐蕃人等等地面土番又如何定性?社学、府州县学、提学如何建立？科考如何划分南北中卷？

陕西行都司改为甘肃布政司，早已经廷议结束形成了决策，并且在稳步推行之中，而西域行都司的建立，那问题可比甘肃布政司要多的多。

朱祁钰不是很急，和胡濙讨论了很久，而朱见澄在旁一直很认真的听着，朱见澄发现一个规律。

朝政，有的时候需要大开大合的锐意进取，尤其是在方向问题上，绝对不能绥靖、妥协和拖延。

而有的时候，朝政又是治大国如烹小鲜，需要慢条斯理的一点一点的梳理，尤其是具体问题的时候，需要事无巨细，需要慎重谨慎

任何一条政令的推行，都可能涉及到了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比如现在皇帝和胡濙在讨论李宾言推广八十锭纺车。

八十锭纺车一出现，就导致了松江府近十三万的棉纺户几近失业，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棉纺户内外一片哀嚎，几近酿成民变。

李宾言的反应迅速果决的将棉纺户拉到了松江府织造局的阵营之中，没有让有心人趁机煽风点火。

具体的做法就是李宾言将八十锭纺车，以原价拆分为了五年，再用以租赁的方式交给了农庄，让农庄的农户们使用八十锭纺车，而纺出的纱部分用以抵扣纺车的债务。

而松江府织造局则是专门负责织布，进行产业分工和产业工匠培养，还培养了一大批的维修八十锭纺车的工匠，走街串巷，专门负责维修纺车。

而李宾言对原价拆分五年期租赁进行了重点的强调，王安石的青苗法，生生被地方玩成了高利贷珠玉在前，李宾言对原价二字重点强调。

这个过程中，价格只是一个锚定物和价值衡量的标准，没有银币或者通宝在其中贸易，因为农庄的经济极为脆弱，一旦有银币和通宝在其中，必然产生三角欠债，最终导致农庄无以为继，大明基层组织彻底被破坏。

虽然是以银币价格为基准，但本质上是以物换物的原始贸易

。

而李宾言的这种推广方式，同样被用在了蒸汽机的推广上，除了官厂以外，在地方农庄，李宾言的方法就很值得借鉴了。

朱祁钰和胡濙谈完了李宾言的事儿，又说起了袁彬奏疏上讲到的亡国循环，他觉得颇为有趣，而袁彬和李秉的见解很深刻，亡国的循环，这个循环是建立在生产力因为战争导致急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