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沉却沉吟片刻，说道：“如果让我来分析，更可能他是嫌麻烦。你们女人的脚，尺码和胖瘦都有差别。衣服大小差一点，勉强可以穿上去。鞋子买回来，要是小了，没法穿；大了，容易在途中遗失，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锦曦愣住。

这个逻辑，她之前真的还没想过。但一时又无法辩驳韩沉，因为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省事？凶手不换鞋是为了省事？可这就跟司徒熠的画像不符了啊？

按下心头疑惑，她起身走到白板前，擦掉一块内容，写下两个词：“怕麻烦”、“省事”。

然后她抬头，又看了看白板上的内容，说道：“那就有了第二个悖论点——我原来认为，凶手给她们四个人，穿同一号码、并不完全合身的护士服，是因为当年他看到的女人，就是穿这个号码。如果照你这么说，同一号码的护士服，也可能是为了省事了？”

韩沉沉思片刻，点头：“同一号码，说明他是一次性成批购买的。中码最为便利，女人身材即使有差异，也基本能穿。”

锦曦心头一震，落笔写下“批次化”。

尽管还不确定韩沉的推论是否正确，她已隐隐有些激动起来。用传统刑侦的逻辑性和思维方式，去寻找罪犯行为和画像中的悖论，她居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其实还有一个悖论点，但我一直不太确定。”她说，在“手提包”三个字下划了道线，“凶手从死者身上拿走的纪念品是手提包，我们已经查证，四名受害者的包都是自己掏钱买的，款式品牌也都不同，价格也有高低差别。我总觉得，如果是司徒熠，他对女包的要求会更苛刻，并不是随便一个女人的提包都能被他视为纪念品。而且以他的病态程度，我总觉得，他如果要拿纪念品，应该是更加私人化、更能唤起他的犯罪记忆和性冲动的东西，譬如内裤、头发甚至器官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