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统治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为敌人，可下面的——那些切实地感受过纳粹所带来的剧烈创伤的人，对德国人的仇恨从未消弭。我记得有一回，当萨连科还在休假时，我和他趁着夜色溜出去喝酒。那也是废墟后的一个地下酒吧，当晚在伏特加的作用下有几个苏联士兵和一群年轻的德国小伙儿起了争论，没说几句就动起了手。士兵有武器，当场就现出了威胁，扬言要把这些德国人关进牢里去。有个苏联士兵甚至跳到了桌子上，举着手里的枪，耀武扬威地说要统治德国，将这些人都打成筛子祭奠死在卫国战争中的同胞。

我和萨连科坐在角落，以我的性格是绝不会掺合进去，只会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甚至还会幸灾乐祸地起哄。可萨连科——按道理来说，以他温淳敦厚的善良性子，绝不会纵容手底下的士兵如此嚣张。可他居然动也没动，握着杯酒，嘴角含笑，安静地观看这场闹剧，眼角闪烁点点光芒。

“你很惊讶吗？”他收回目光，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擦去了泪，吸了吸鼻子，望向我：“你在惊讶我为什么没有制止他们如此恶劣的行径，他们简直就是欺负人，侮辱人。”

也许是因为伏特加，他当时非常感性，眼角像是浸了红酒渍那般红润，表现出一种动人的真诚。

“可是阿尔，人的仇恨不是那么容易消弭的，那种彻骨的痛，不是几年时光过去就可以消失的。有时候，那种痛会在一瞬间回来，你好像就重新站在仇恨产生的那一刻。一切都是新鲜的，满满当当的，仿佛那些人、那些事从来都没有离去过。”

他抬眼看了一眼我，柔和地微笑，往昔的回忆攫住了他。

“你可能会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错，卫国战争时期他们甚至还是孩子。的确，孩子，孩子懂什么……可我的国家也有孩子。当我刚入伍时，我所在的那支部队里就有个孩子。那孩子的父母被德军的炮火炸死了，只剩下一个哥哥，好像还不是亲哥哥，只是一个邻居，可却是他唯一的牵绊了。他在游击队里待过，后来被收容到了我们的部队里，他一心要找他的哥哥。他才十二三岁，不能打仗，他就削土豆，一削就是几箩筐，一双小手儿懂得青紫。可他有时候也不听话，自己跑到前线，总被长官教训。士兵们和护士们都爱他，舍不得把他送回收留所，可其实谁都知道，他不该在这里。是战争困住了这个孩子，他早就无处可去。”

“可到最后他也没能和他哥哥见面，就在两支部队会面的前夕，他点亮火把，用自己的身躯引开了德军轰炸机，挽救了整个营队的生命。而他的哥哥也死在德军的地雷中，淹没在了一片沼泽里……阿尔，这对我来说，就是仇恨，也是爱。仇恨来自于这无辜而美丽的生命的消逝，而爱——你问过我，对祖国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那时我还年轻，刚入伍，对战争、对死亡感到不可战胜的恐惧。我想逃避，想要回到家乡，可当那夜我于营地中慌忙起身，看到爆炸后的熊熊烈焰燃烧在湖畔时，我就明白了，这条命是一个孩子给我的，连一个孩子都挑起了整个民族的危亡，而当守护它的责任落在我肩膀上时，我又怎么能说，不爱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赤忱可爱的人民？”

滚烫的真情闪动在他发红的双眼中，我握住他的手。

“是的，可以恨，也可以爱。不——”我摇头，将脸贴在他的手心中，重新说道：“是要去恨，去爱去存在。”

第26章 chapt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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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雪终于在三天后停下脚步，我打算出院。审讯室里的十余天让我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这是1955年的一月，埃里克开车来接我，我回到了琴声。

车轮碾着道路上的积雪，下坡路不时打滑，埃里克开得很小心，脚始终浅浅地踩着刹车。我靠在副驾驶上，打着哈欠。车窗玻璃雾蒙蒙一片，埃里克问我能不能拿毛巾帮忙擦一擦前窗。

“你没有个老板的样子。”他说。

我有气无力地挪动身体，去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咯吱咯吱，毛巾在玻璃上发出滑稽的声音。

“你也没个员工的样子嘛。”我扔掉毛巾，朝后一躺，“你太正经了埃里克，你需要松弛一点。”

“现在松弛咱俩可以在这路上滑到易北河离去。”埃里克没好气地说。

我打了个哈欠，昨晚准备出院前萨连科把我折腾得够呛，当然，同时也爽得不行。在性这一方面我们很契合。我喜欢被他进/入，那种饱胀的疼痛、在不可抑制的颤抖中被拥入怀中的感觉，让我可以在清晰的存在之感中沉沦。不过昨晚，我严重怀疑他根本不想我出院，当爱过于浓烈时他就像变了个人，秉持某种物质主义思想，他把爱转化为行动，活似匹嗜血的狼把我啃得一干二净。当他双手箍住我的/腰时，我觉得自己快被钉/穿，任我怎么叫他都不会松手和停下动作。事后立即可怜兮兮地道歉，得到原谅后又背过头偷偷地笑，就像偷吃了糖果的孩子般小心翼翼啜饮那独属于他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