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不知为何，我叫了他一声。

“嗯？”他抬头看我。

“你最近还好吗？”

“这是在关心我？”他笑了。

“是……没错，我在关心你。”突然，我想到了萨连科时常挂在嘴边的家人这个字眼，我的喉咙感到发紧，“也许可以找个时候，我、你，还有南希，我们可以去度假，就像我们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时一样。”

“哦？为什么，你不是最不愿意见到我的吗？”

“也许吧，亨利，可我现在觉得，人都是见一面少一面的。”

“你现在像个人了，阿尔，南希说得不错，那个少校——不，现在应该是中校，会让你成为一个人，一个柔软的人。”亨利微笑着，将醒好的酒倒进高脚杯里，“南希说，能挽救一个人，就是挽救我和她曾经的罪孽，她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你身上。”

亨利将一只高脚杯推到我面前，自己举起一杯摇晃着，“你是个正常人，我为你开心，毕竟我心里也是有你的，但我也为此担忧，毕竟你是做间谍的。”

温情时刻亨利话锋一转，将话题带到了工作上。我悻悻然地反应过来，不禁懊恼起方才的情感流露。见鬼，对亨利这种人只能来硬不来软。

“说吧，这回叫我来做什么？”我语气变冷，亨利却笑了。

“你知道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局里斗得厉害，我需要筹码。”

“我知道。”我耸耸肩，拿起一块起司喂进嘴里，砸吧砸吧地嚼着，“要解决谁？别找个太难杀的，我能力有限。”

“谁说要你杀人了？”

“那是做什么？”我狐疑地眯起眼睛。

亨利抿下一口酒，似乎在整理粗措辞，“你知道最近赫鲁晓夫给乌布利希施压，想要加快柏林的统一，东边儿都有苏联军队的总部呢，就想西边儿的军队撤出。条件谈了那么多，没一个在点上。美国这边也不是不会还击，打舆论战的话，难民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