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桩很意外的事。原来上个月《每周评论》向王采荆约了一篇稿子，请他作关于中华民族源流问题的文章，他手头正有这方面的东西，自是欣然答应。很快就给编辑部寄了回去，这一寄却寄出了无限的麻烦。

“中华民族的源流问题”本就是个麻烦话题，各派争执不休是由来已久的了，编辑部向王采荆约稿也正是因为前一阵有人发文谈论，意指“这民族本就是不存在的、是人为捏造的共同体”云云。

这种论调在战前并不稀奇，只是一种学理之争，但目下时局迥异，难免易生是非。在有些人看来，既然需要鼓舞全民族的士气，便绝不能出现旁的言论，何况西南历来多生割据，政府西迁都算是半个外人，许多话、许多事怎可如此不慎？

王采荆本来声名颇著，言辞亦向来谨慎，编辑部这才希望他为“统一”发声，未料他还唱了个反调，一时自是哗然。最尴尬的是，这居然只是个意外。王采荆在交稿时来不及亲自寄出，是拜托邻居从指定的地方取的稿子。

徐慎如问：“然后呢？”

王采荆道：“然后就……寄错了啊。寄成了意思相反的那篇，我也不知为什么编辑部本该审稿的，却直接给我登上去了？”

徐慎如道：“《每周评论》一向自由，发什么的都有，还不是要怪你寄错了？何况那天负责终审的是浦希严浦先生。他嘛……当然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咯。”

中央研究院经过许多折腾才彻底独立，浦希严仕途顺风，终于如愿做了院长。这两年间琐琐碎碎，他跟徐慎如、跟中央大学的关系都可谓很是微妙，就算终审时看出不对，也很乐得看王采荆闹这个笑话，当然是一言不发。

话头至此，王徐两个少不得私下把浦希严抱怨了一番。抱怨完了，徐慎如才质询道：“那不对啊，这事情还是由你而起的——就这么一个题目，你究竟是站哪方的？怎么还要各打五十大板，两边全都诌一篇的？”

王采荆理直气壮地说道：“统一是由来已久的，说习惯了，在这时候推翻也不一定好，至于我那篇反调，本来是先记下来，给战后留着慢慢补充，那时候再发的。”

徐慎如无言以对：“那你发错就发错了，还再回信去解释，跟人家辩论什么呢？”

王采荆道：“我这文稿泄露是意外，当然要解释了。何况我觉得他们那些不完善，而且现在的时局，也确实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

就因为这，两派人马辩了好几个回合，结局双方各有得失，只可惜王采荆不包括在这双方里，他没有得，只有失：一派人惊见他发表了与以往不同的言论，另一派认为他与本派虽然结论接近，理由却不一样，因此不能算作本派成员，他这是两头不着。

谁知王采荆还很不服气，写了回复长文挂在刊上详细解释了他与两派俱不相同的立场和理由。一时间批驳的文章书信一封接着一封，徐慎如在他那里瞧见，几乎以为回到了以前——昔年曾经有一次大的文化争端，也是这样的盛况空前。

徐慎如是不懂这些学术的，他如此关心这件事是因为世人皆知他是王采荆的朋友，所以虽然此事与他全无干系，但是人家骂的时候也将他一起骂进去了。

这边说王采荆因为接近了政治人物而出卖学术立场，这只是一个开端和例子，长此以往整个央大都会“国将不国”；转脸到另一边，教育部的朋友也来对徐慎如抱怨，说你朋友身为学术领袖，怎么能随随便便大放厥词、破坏民族正义战争，让我们管他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徐慎如懒得为闲事吵架，只好退避三舍，暗中将话都攒着预备去对王采荆抱怨，可是真见了面，对方既无辜又理直气壮，他也只好举起白旗，闭嘴去吸他的薄荷烟。

这件事还牵扯出了别的。比如多年前王采荆还跟人合编中学教科书，后来因为言论太过激进——也是关于民族认同啦、历史真实啦一类的想法——而受到当局的禁毁。

这样回想起来，徐慎如就发觉了，王采荆在处事上总倾向于走一种未必现实的中庸路线。就拿编教科书来说罢，多数学院人士一心追慕高深学问，不会跑去给初中生编教科书；专心国民教育的人则重现实意义，不会坚持加入未经公认的激进学术观点。

所以那回某种程度上和这次是同一件事：这所谓的中庸与平衡，最终的结局却是同时得咎，实在称不上明智。、而至于更深的、跟这事相关又不相关的问题，比如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学者与政治的关联，这些都是徐慎如作为局外人，到底懒得替王采荆想的，他只把那“两头得咎颇不明智”的话抱怨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