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技术近些年才普及,干尸身上带的是这种老证件,说明他至少已经死亡五年以上了。
“所以呢?”
斯宾塞捏了捏卡尔的肩膀,帮他介绍:“罗泽先生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一位正要竞选市议员的社会活动家。
奥汀区警局的凶案破获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而特案科是他们的三倍,我们觉得这种案子最后也会被高层指派移交过来的。”
伊冯根本不为所动,“你说的对,但我目前并没有接到任何来自署长办公室下达的指令。”
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把“人人生来平等”挂在嘴边,但现实却往往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谈活着的人,只聊逝者,一位亿万富豪及权贵等社会影响力大的人遇害,案件的优先级就是要比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要高。
再扩大范围,不提渎法者这种怪物制造的血案,城市的角落天天都有杀人案发生,为什么有些就是压在未结案件的档案箱里生灰,有些就能调动大量警力资源破获?
但思考这些并没有太大意义,上层决策下层执行,这是国家及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质疑与反驳是另一个系统该做的事情。
作为曾经的宪兵术士和执法者,伊冯对署长办公室交给她的任务从来不会多问。
可现在,或许是药物后遗症的作用,现场人多嘈杂的声音激起了她的烦躁与心底积压的逆反心理,炼金术士对这位还没挤入决策层,就因光环而自动成为大众眼里对任何事都享有优先权的特权阶级政客产生了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