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喻商枝听罢古老爷的报价，自是生出了要尽快筹措银钱的想法。

恰好那日程明生也在广聚轩，叫上周澜，三人又聚了一回。

饭桌上，他们两个帮喻商枝出主意，说是可以让喻商枝出一笔本钱，参与他俩铺子里的生意。

原本他们也都是常年把钱押在货上的，账面上的钱时常吃紧。

若喻商枝能出一笔本钱，等于是参与了投资，替他们盘活银钱后，再连本带利地返还便是。

一来一回，一千两倒是不敢说，但挣个七八百两是绰绰有余。

这就是结识人脉的好处，虽说士农工商，商贾最末，可他们既然能承担高额的商税，其背后的原因无外乎是利润高昂。

席间，周澜不免又抱怨了几句仁生堂之事。

原是任平的儿子任欲晓，又在他老子的指点下干了一桩砸人饭碗的事。

“有个岭南药商，搞来一批今年新下来的南药。除了他们，别人也没本事搞到。与我合作的医馆，早就各自定下了货，我连定钱都收了，只等到货。哪成想，任欲晓半路杀出来，强行把这批货扣下了。”

至于为什么任欲晓能扣南药商的客船，一问之下，果然还是彭县令给他撑腰。

“本来这些南商北上，就困难重重，沿路吃拿卡要，能剥了他们一层皮。到了地方，那批衙役揪着其中一个药商路引半路被水打湿，字迹不清的小辫子，说人家伪造路引，借着这个由头，讹了一笔钱不说，货也给扣了。后来这批药商自然是要拿钱消灾，钱不够怎么办？拿货抵呗！”

于是这批南药就这么进了任家的口袋，别人是一点都没捞到。

周澜没挣到钱就算了，还要把收好的定钱退回去，挨个给人家订了药材的道歉，可谓是焦头烂额，简直恨死了任平父子。

程明生摇头叹气，“说起这个，那彭县令即将过寿，恰逢收商税的日子也要到了。听那口风，若是送的寿礼不合他心意，恐怕这商税收几成，就是他碰碰嘴皮子的事。去年我们家给了足足一千两，今年怕是要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