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关键证物是那个快递单，这是嫌疑人亲手填写的快递单，上面遗留的字体可以透露很多信息。

快递单上的字体被送往专门做笔记分析的专家手里，很快一个心理画像被够了出来：

这是一个男性年轻人，年龄介于22岁到27岁之间，生活相对简单，没有过于复杂的社会关系，此人社会阅历不强，也许是在校学生或者从事不会与人频繁接触的岗位；此人性格偏内向，不善交际，类似于技术人员性格；此人也许小有成就，笔触间显示出一定的自信心和控制力，对现有的生活比较满意，心中充满希望，他最近情绪比较高昂，也许遇到什么喜事或者正在处在一次成功的恋爱中；如果是后者，也许他的女朋友会比较漂亮，远超他心理预期

一连串的信息汇总起来，特务部需要将所有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然后对比所有筛选出来的人，寻找其中可能的嫌疑人。

这时整个特务部感受到巨大的工作量，以及极低的效率，这时刘怀毅不由得开始想念李孟华正在研发的那个大数据系统，如果有了电脑的帮忙，这些工作就是摁几个按钮的事情吧？

这时刘怀毅也明白了，象这种大海捞针一样的案件，手边有一个好用的辅助侦破软件比什么都重要，一个软件往往顶得上数百甚至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探员，关键它不知疲劳，永远精确，数据之间可以充分比对，比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探员在信息互通和比较上优势强得太多太多。

现在大数据软件还没开发完成，特务部只能因陋就简，不停的投入人力，就靠人堆吧！

油墨经销商和纸张经销商相关的监控视频反复搜索了几遍，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就只剩下dna、心理画像和人物肖像了。

接件地址当地的摸排也有了结果，在认真访问了数千人次之后，有五个人报告见过肖像画上的这个人，或者说这身打扮的人。

这五个人被带回特务部进行深入调查，经过各种仪器测试，以及催眠唤醒记忆，结果发现其中三个人是误报，完全是因为警员语言误导形成的错误记忆。

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有人做过统计，受害者在描述罪犯长相，以及指认罪犯的过程中，错误率往往高达60%以上。

因为人体的大脑记忆带有再加工属性，一个人获得的第一次视觉画面，当这个画面进入人体大脑之后，首先就要被加工一次，然后才能归类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