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栋直领的一部是精锐的新军，即火器化部队。这支部队他带了很多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如臂指使，是附近数万清军的主心骨。犹记得当年图海还没死的时候，一次巡视陕西诸部，当时正值隆冬腊月，北风呼啸，大雪连天，图海谁都没通知突击查营，各部多多少少都出了些差错，其中也包括许多满蒙将领，都遭到了图海严厉的训斥。唯独在检查赵良栋部时，全军数千人在战鼓声中批甲执械，鱼贯出营列队，于风雪中肃立不动。图海使人依册点名，竟无一缺漏，由是大为赞赏，同时也暗暗心惊，这汉人军将到底不比前明时了，进步可谓神速，让人大是忧虑。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清国内部的隐忧了，那目前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总而言之，现在汉中府一带的很多清军要北调了，其中甚至包括老将赵良栋的直属部队。他们将沿着古老的道路北上甘肃这个年轻的省份，帮助当地的驻军抵御从吐鲁番汗国旧地杀来的沙漠强盗。那些人行踪飘忽不定，而且战斗力也还算不错，一直让甘肃方面大为头疼，希望在陆续前往那里的军队数量多了以后，能够多少遏制住这种不利的态势吧。

而汉中府的清军被大量抽调以后（一如其他方向的清军被抽调北上），他们对顺国就无法保持有效的威压了。像当年襄阳大营三十万大军直接压在头顶的让人窒息般的压力，现在应该是除去大半了，顺、清两国签署的停战协议，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大概是可以真的执行下去了——顺国调大军南下，兵分两路伐明，清军调兵北上，防备准噶尔蒙古，双方很默契地同时削减了前线的兵力，各自料理其他方向，以备将来可能会爆发的更残酷的大战。

这样的情况肯定令东岸人有些尴尬，因为这似乎是他们发挥大陆影响力最低的时刻。他们的态度无疑是矛盾的，因为既不希望清国打败、吞并包括顺国在内的南方各路势力，因此希望两国停战；但同时也对停战后自己遭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而心生失落之感，更为顺国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地要南征伐明而感到愤怒，总之是非常不爽。

但这又能怎么办呢？这两个国家放到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长期的战争催生了他们对外来军事技术的吸收和发展，现在军队战斗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与东岸人之间的差距急速缩小，除了那些装备了线膛枪的陆军正规部队，但他们的数量无疑太稀少了。

所以，现在似乎到了本土执委会再一次调整远东政策的时候了。他们若是再不给远东四藩在政策上进行松绑，并给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的话，未来的结局怕是不会太过乐观。中国大陆不再是他们刚来的军事技术低下的那会了（那时甚至不如东南亚国家的军队对火器战法的熟悉），现在他们大量吸收西方军事技术、思想乃至人才，有了长远的进步，战争水平日益提高，再不是东岸人凭借少数精锐人马裹挟着大量仆从军就可以纵横驰骋的年代了。现在他们若想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大量（可能是好几万）的经过现代化训练的军队——就像他们在登莱、宁波搞的新军那样的军队——才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次东岸人在突发的顺军伐明战斗中对大顺制约的无力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南方开拓队队长刘厚非、登莱开拓队队长、满蒙开拓队队长陆小峰虽然屁股大体上是坐在本土一边的，但这会也都一致确认，“远东四藩需要更好地武装自己”，否则可能会在未来中国大陆纷乱的局势中“迷失自己”。中国大陆是庞大的，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变得操控无力了，远东四藩的肌体需要注入更多的能量，这是现在大家都慢慢明白了的事情。

总之，这次因为孙可望被杀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看起来将会深远地改变中国大陆的局势，同时深远地影响参与各方的认知。中国大陆，很明显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1687年6月，汉中城外春意盎然，花香四溢。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林间小路漫步，领略着大自然的和美与恩惠，空气中一点紧张的气氛也没有。

汉中的百姓们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在南边的四川北部，大清国仍然拥有着一些据点，并派驻了为数不少的军队，几年来一直和顺国方面进行着战争，但规模并不大，烈度也不甚高，似乎双方都有些精疲力竭的感觉。

川北战事的平息自然令汉中府稍稍松了一口气，压在他们头上的沉重负担似乎也有了减轻的希望了。要知道，在川北的那数万军队，每日里的消耗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尤其是现代军队作战，不但要运粮草，还得运火药、弹丸以及更为沉重的大炮——清国因为技术落后的关系，同等威力的火炮一般来说要铸造得更为厚重——这些可都是要沿途征发夫子运输的，尤其是地处战争前线的陕西，更是疲惫不堪。

所以说，这两年战争烈度的降低，当真是给了陕甘人民极为难得的喘息之机了。这样你才能够看到，当春夏之交的时候，汉中府城南郑县外，也会有那么多游人在外面赏玩，这是生活趋于平静的标志，也是社会经济得到休养生息的标志。

当然正在外面游玩的百姓们可能不知道，马上他们的好日子就会结束了。陕西地方经济在得到了两三年的发展后，又会背上沉重的负担，战争负担！

最近一年来，西边肃州、甘州（隶属于甘肃省）、临洮等地寇边的蒙兀儿人、瓦剌人越来越多，造成了很严重的边患。不但当地农牧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连运输给养的部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很是损失了部分人员和军需物资，让北京朝廷大为震怒，为此几次下诏申斥，严令陕西总督会同甘肃提督一起商讨，想办法遏制住瓦剌人的嚣张气焰。

秦地百姓，素称敢战，即便乡间少年亦敢持矛上阵，生死之间不会稍退。这种勇烈刚猛的民风，一直是西北边陲得以安宁，同时也一直是中原王朝得以安宁的最重要保证。不过这会在来去如风，装备了比他们好多的火枪大炮的准噶尔蒙古军队面前，他们有些无所适从了。他们装备不如人家精良，火器不如人家先进，移动比人家迟缓，唯一的优势就是兵力相对较多，但你抓不住人家也是个没辙啊。除非那些蒙兀儿人、瓦剌人胆子再大点，突然甘肃内地，然后被多方汇集而来的军队围追堵截，如此才有可能痛歼，不然也是没招的。

陕西总督岳乐和甘肃提督王辅臣二人左一商量右一计议，还是没什么好办法，最终只能上奏朝廷，征调内省兵力赴边增援。康熙皇帝部分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先后数次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调兵西行，但总数加起来却只有五万余人的样子，不算很多，只能说堪堪够用罢了。

之所以这么“抠门”，主要还是康熙考虑到蒙古地界上形势有些紧张，可能要爆发大战，因此并不打算将太多的兵力调到西北边陲。他最担心的，还是蒙古世界有变，被噶尔丹这头饿狼给撕咬下一大块肉，那样他这个蒙古世界大汗的脸面将存于何处呢？因此，他决心将最精锐的部队攥在手里，等待局势最危险的时候再投入战斗，尤其是那些西北地区急需的精锐骑兵部队，更是不能轻动，而是集中在燕山前后，随时准备投入蒙古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