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台湾银行的官员还有一点没有明说,那就是这两个地点非常重要,东岸人既然去了,怕是就很难走了。现在文莱商站那边已经移了登莱仆从军家庭425户,东帝汶的帝力港郊区的某些荒野地带也去了总计107户登莱军户家庭,这些人都领到了政府补贴,在当地买了地——好吧,帝力港的购地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当地葡萄牙人激烈反对,目前正在协商中——又怎么可能再迁走呢?
而他们不走,未来怕是只会有更多的军户家庭迁居过去,因为登莱仆从军的裁撤行动又慢慢进入了一个小高潮,那里有着太多军户家庭可以往外搬迁了。虽然他们内心可能不是很乐意,但在重赏之下,总有一些人愿意出海讨生活的,已经先期前往文莱和帝力的两批人就是明证。
远东方面其实是制定过一个秘密计划的。他们是想通过移民和其他手段(比如战争),慢慢改变文莱、东帝汶乃至第乌岛的人种构成及宗教倾向,为未来更好地统治当地,执行本土的各种政策打好基础。试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可能主动放弃这两个地方呢?荷兰东印度公司想在这上面使劲,注定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自知罢了。
巴尔萨泽·伯特同样也向新华夏岛派遣了一位使节。他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第乌岛其实是归这个殖民地的最高长官直接管理的,要想在西北印度方向取得突破,还是得到新华港来想办法。
新华夏开拓队队长邵耀光同样也抽出时间接待了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不过他的态度可能没宁绍的刘厚非那么客气,他直接指出,新华夏方面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没那么互信,这完全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那咄咄逼人的态度所导致的。巴达维亚方面若想真正改善双边关系,不如主动示诚,取消掉每年定期的舰队巡弋行动(由锡兰岛出发,抵达西北印度海岸,意在打击其他国家的商船),同时放开一部分商站的垄断权,让东岸商人也可以进入其中进行贸易,这才是正确的行事方式。
伯特的使者听到这里脸都绿了,不过他却也不敢发什么脾气,只是不断表示这需要请示总督阁下。
当然双方在新华港的谈判也不是没有取得一点成果。双方最终还是同意,建立一个有效的、长期的对话机制,尽量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战争或者下三滥的海盗私掠活动,因为这很明显对双方都没好处——这个对话机制之前他们在宁波也得到了刘厚非的首肯,大家都同意尽量用这种方式解决分歧。
“海盗私掠活动的烈度应该是降低了。”巴尔萨泽·伯特说道:“双边对话机制的建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董事会成员的利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全。不过,若想真正打破东岸人从非洲西海岸到中国海岸对我们构建的这么大的包围圈,保护我们的航线安全,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力量的增强。英国人已经在试验如何将蒸汽机搬上船了,他们复制了一部东岸人的螺旋桨,尝试搞出这种先进的水下推进系统,虽然失败了,但精神可嘉。只可惜我们联合省这些年一直在忙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对这种核心技术不够重视,只有我们公司和其他一些航运企业自己在弄,这真是太愚蠢了!希望这次事件能够给阿姆斯特丹一些触动吧,只有搞定了蒸汽动力船只——我是说那种真正比较可靠的产品,而不是高价手工打制出来的玩具——我们在面对东岸人的时候才会有一定的底气。”
“这个月在班达海损失的船只数量终于大大下降了。”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别墅内,已经升任总督的巴尔萨泽·伯特正在听取底下人的汇报。
伯特是在1687年年中才匆忙上任的。因为在锡兰岛彻底消灭了英格兰和葡萄牙的殖民势力,让土著贾夫纳王国被纳入统治,因此伯特受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人委员会的青睐,被擢升为东印度群岛的总督。
这是一个让很多人羡慕欲狂的职位,万名欧洲裔雇员和数量更多的其他民族雇员的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说除了教会的事务不能插手之外,其他包括殖民、贸易、军事和外教在内诸多事务他均可以过问,试问这是何等巨大的权力,其中又孕育着何等惊人的财富。
巴尔萨泽·伯特没哟太多的出身背景,上头也没有什么大佬罩着,他能当上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靠的就是在锡兰岛的赫赫功绩以及在远东一干就是十多年的资历(十多年都没病死,也是运气逆天了),同时他也深知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人委员会最看重的就是公司每年创造的利润。换而言之,伯特若想在总督位置上多干几年,不至于屁股还没坐热底下位置就被别人抢去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将精力着重放在如何赚取更多的利润方面。而这,无疑是离不开在印度洋和中国沿海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东岸人的协助的,因此他一上任就打定了主意,要与东岸人全面和解,全方位提升相互之间的经贸联系。
说实话,能做出这么一个果断的决定,足见伯特的政治智慧在这些年是有所提升的。曾几何时,巴尔萨泽·伯特就是一个残忍、狡猾的殖民者、刽子手,在锡兰岛对土著、对英格兰、对葡萄牙人大开杀戒,同时他也对咄咄逼人的东岸人非常不满,意图对他们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只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决策权罢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年之久。《东荷科伦坡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这些年,巴尔萨泽·伯特通过与东岸人长时间的接触,基本已经放弃了任何对东岸人采取敌意的做法。尤其是在东葡联合舰队成立,并时不时地到北印度洋巡弋一圈后,伯特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贸易是个大麻烦。而要想解决这个麻烦,他们除了谈判妥协外,就只有战争一途了。
当是时也,也不是没有人叫嚣着对东岸人发动战争,以取得在中国和印度的优势。但好在这部分人只占极少一部分,且多数是没什么实权的中下层,声音被自动忽略了。当时真正占多数的,其实是那种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对东岸人展示强硬的态度,从而迫使东岸人屈服的人。也就是说,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主流意见,是对东岸人采取冷暴力,但又要尽量避免战争,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利益。
秉持着这种思想,荷兰人在那几年搞了一连串的事情出来。比如,他们下令提高东岸人大量进口的南洋稻谷的出口关税,让东岸人多花了不少钱,虽然长远来看可能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比如,他们与清国之间加大了贸易联系的力度,不但将很多茶叶、生丝、绢绸的进口份额从广东、福建转移了过去,还帮助清国在欧洲招募经验丰富的军官,帮助他们组建更多的新军;比如他们还在全力开拓日本市场,想方设法排挤东岸人在这里的影响力,意图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以上这些事情,基本都是东岸人感到不是很痛快的,但又不至于为此全面宣战。荷兰人小心翼翼地把控着局面,尽量避免给予东岸过深的刺激。你看,他们连马六甲、加勒堡这两个东岸移民航线上的重要节点都没关闭,仍然正常提供服务,由此就可说明一切了。
不过令荷兰人感到惊讶的是,东岸人的回击非常坚决。他们加速了联合舰队的组建,与葡萄牙、西班牙在中国及东南亚一带巡航,虽然船只数量不多,船龄也很大,但人家到底是半专业战舰(平时也会在广州、越南、吕宋之间倒腾一些货物,贴补开销),打你一些商船还是很有优势的,因此这令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些不安甚至是愤怒,因为他们已经有船只沉没在越南近海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