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因为宁波承平多年，当初对他们生杀予夺、颐气指使的统治者们现在渐渐与他们融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慢慢融入了东岸人的统治体系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谁的侄子在警察局当干部，谁的儿子在县政府上班，谁的亲戚又在军队中当军官等等，宁波中下层的很多职位，都已经被他们这些本地人给慢慢渗透了。即便本土挑选了很多兵团堡的学兵过来任职，但仍然远远不够，更别说这些学兵一旦在当地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那么本地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里不是说本地化了的干部不好，事实上登莱、宁波的很多本地干部，至少在目前这个局势下，还是愿意听从上头的吩咐，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本地化干部与外来干部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取悦上司而干损害地方利益的事情，在执行政策时会更多地照顾本地，与外来空降干部完全是两种风格。

宁波商人们这次集体商议贸易自主权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事情了，同时也是宁波地方势力对东岸统治势力的一种试探。多年良好的对外贸易，给了宁波商人们充足的底气（积累了大量资本），提升了他们的信心。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办缫丝厂、纺织厂、茶厂、碾米厂、榨油厂等等，不但生产出了大量的商品，还给政府创造了很多税收，因此他们潜意识中觉得东岸统治阶级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如此方才可以酬得他们的功劳。

以前这种试探条件还不成熟，也注定会没什么结果。但现在情况和十几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样了，他们的资本实力日渐雄厚，地方政府的职位被他们大量渗透，就连新军里面都有一些他们的人。在这样一种“大好局面”下，也是时候提一些权力分配建议出来了，而这无疑需要从对台湾银行的贸易垄断权开始试探底线。

而作为大型辛迪加企业，台湾银行也不是没听到什么风声。事实上他们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在此之前数日就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公司一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最终也仅仅是讨论罢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跳出来反对，大概也是因为拿货需要从这些宁波商人们手里拿，受制于人罢了。

这个事情，最终多半还是要靠妥协和谈判来解决。宁波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确实不能再无限制忽视本地商人、官员们的利益了。台湾银行与这些新兴势力一起，将蛋糕做大做强，并重新分配其中的利益比例，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

当然商人们从来都是逐利之徒。政府和台湾银行即便对他们做出一些让步，但也要注意他们是否将限制出口的商品也偷偷卖掉了，这都是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政府提高了商人们的自由度和政治地位，但也要对他们加强监控，如此两方面兼顾，宁波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良好的维持，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胶县最近的空气有些紧张。

紧张的原因是最近驻守在城外的一支仆从军部队发生了骚乱。骚乱的部队冲进了城内，占领了粮仓，打开了军火库，并将师长杜氏一家老小扣为人质，一时间影响极为恶劣。

骚乱发生后，驻守在胶莱新河防线的仆从军及新军立即出动，赶往事发地点。此外，登莱重镇胶州港的一个陆军混成营也奉命出动，前往胶县平乱。

胶县位于胶莱新河东岸，是从西岸原址整体搬迁过来的（满清在胶县原址上重新建立了新县，即莱州目前有两个胶县，双方各据其一）。当年东岸人拆毁了那里的城墙，将民众集体迁移到了河东岸安置，目前已经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七八万人口的县份了，也算是不错。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胶县可谓是河防重镇，运河锁钥，重要性无论怎么拔高都不为过。因此，当骚乱的士兵冲进城内，囚禁了他们的师长，打开了军火库之后，周围的驻军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向胶县围去。

骚乱的部队是仆从军第七师杜大伟部，一共约3500人，是当年莫大帅在西四府收编的“骡子军”杜冲所部（杜大伟是其子），多为骑兵。这支部队多年来为东岸南征北战，参与过在宁波的多次战役，也参加过著名的淮安府之战，更别提他们在山东与清军那数不清次数的战斗了，堪称是一支劲旅。

此番仆从军裁撤整编的大浪潮中，这支老牌部队也受到了波及。他们被烟台方面告知，部队将在1691年中被整体裁撤，届时除少数人外，大部分都将被强制迁移到印度的两块小殖民地上去，这一下子就引燃了士兵们的怒火：大家在胶县生活得好好的，多年来也为大东岸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意却遭到如此恶劣对待，竟然要将他们流放到那天涯海角的瘴疠之地，这如何不让人愤怒？

于是，怒火万丈的士兵们哗变了，他们冲进城内四处放枪，警察们不敢也无力进行阻止，只能目视他们在城内占领各个要点，尽全力保护住县政府不被乱军攻占，同时派出精干人员外出报信，仅此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