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这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甜味和糖是贵族们专享的奢侈品,而盐则是百姓们每日生活的必须。
自汉武帝推行盐铁专营之后,盐就成了历代朝廷专利的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财富。
如今大虞的财政收入之中,通过盐铁转运系统所获得的收入就占到了所有收入的一半,实在是朝廷的命根子。
大虞现在的盐业制度由韩岗一手设计,根据各地的情况各有不同,到了富有盐池资源的河东一代,其实算是一种标准的官方垄断。
整个山西地区以解池为代表,有着丰富的盐池资源,可以提供大量的食盐。大虞在这里执行一种标准的官营制度,所有的盐池都由朝廷管理,雇佣当地的民户生产食盐。
而朝廷所收获的盐除了分拨给各个部门之外,大多数的又卖给了盐商,然后同时还会征收盐商的贸易税。
这样食盐的利润就被朝廷控制的上游和盐商控制的下游进行了分配。
朝廷有对食盐生产的垄断,可以随意制定食盐价格获取暴利。
而下游的流通环节由商人负责,通过市场将之流通到各地,大大减少了朝廷的运营成本。
同时根据韩岗在当初进行盐铁改革时的设计还充分考虑到了市场调节手段天然的缺陷,在匮乏食盐的地区还设置了盐仓,根据盐价高低酌情出售,保障了百姓的供盐,不至于被奸商盘剥。
然而这套制度虽然在设计上堪称是完美无缺,然而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居于垄断地位的朝廷,实在是管不住自己的这只手。
伴随着各方变乱的增多,朝廷的开支也不断增高,并最终在神皇帝时达到了极点。
于是乎朝廷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提升盐价,现在一斗的盐价差不多有三百文,而距离当年韩岗初创制度时却是涨了整整三倍。
而韩岗创立制度时正好赶上了乱世,可谓钱贱粮贵。现在朝廷承平,粮价早已走低,然而盐价却是居高不下,民众自然苦不堪言。
同时高盐价也造成了私盐大肆扩张,反而损害了朝廷的盐业收入。
这位白沙门的门主,是河东地面的大盐商,自然地也是一位私盐贩子。
皇帝的一席话,自然让他眉头紧皱,脸上神色复杂。
无论时代怎么演变,总有一群人会将权力牢牢握在手中。
而朝廷或者说政权也往往同这些人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李旭坐在椅子上,皇帝很清楚权力的铺展需要一个暴力机器维持,而这个机器是需要一个个零件相互配合来工作的。
眼下这些人其实和忠义军一样,本身也是朝廷统治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只是现在这个要素同忠义军一样朽坏了。
李旭心里也清楚,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留给人民,能够发言留声的也只有强者。
在朝廷乃至整个天下,自己是强者。
而在地方上,下面的这些人则是强者,他们的权威甚至比自己还要更加的根深蒂固。
“陛下厚爱,罪臣等愧不敢当。”
王守一在这些人中地位最高,也第一个开口。
“王刺史请起,先皇在位之时曾对我说,欲治天下则必精选两千石。”
秦汉之官制,官员品级由俸禄高低决定,两千石一等则是各州刺史的等级。当年李旭的父亲神皇帝当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所有被选用为地方刺史的官员都必须要当面陛辞。
而神皇帝则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仔细考校即将上任的地方官。
大虞的行政区划本身是趋于破碎的,因为理论上州是最大的行政区划,它需要听从来自中书省等三省重要机构的管理。
然而在大虞的领土上则有三百多个州,除去那些羁縻州郡之外,这个数字也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所以神皇帝严格控制管理刺史的政策也不失为良政。
“罪臣,”王守一的眼眶中泪水打着转,“当年神皇帝耳提面命,罪臣一直记挂在心,最可恨当时文党势大,鱼辅国又一手遮天……”
其实李旭当年地位很低,根本不会被那位神皇帝有所耳提面命,所以皇帝根本就是压根胡说。
至于王守一,他虽然的确见过神皇帝,不过那些耳提面命估计他从来没有往心里去。因为王守一之所以去职,则是因为他在代州刺史任上时府库失火,一手可以与阴兵借粮齐名的火龙烧仓坐实了罪名,不过当时朝廷念在他出身名门,所以请他回家了事。
当然王守一不会认下这个罪名,所以他的离开不是因为贪渎,而是文党和鱼辅国的“迫害”,这真是一种极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