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就在当年杨时讲学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书院建成，书院被名为‘东林书院’。

在另一个时空里东林书院是万历二十三年时顾宪成所建，但现在因林延潮所影响，提前建立。

比数年后不同，首倡东林书院的只有顾宪成，高攀龙二人，就是万历十八年这个看起来普通其实不普通的年份，林延潮与顾宪成一个在南，一个在更南的地方同时办起了书院，这也是被后世二人的政敌抨击为‘清议不出于庙堂，而出自于士人的开始’。

不过这话倒是冤枉林延潮，林延潮办书院可是从来没有在书院议政，针砭时弊。

反而是顾宪成才是干这一行的。

东林书院有两大宗旨，一是恢复理学正宗，尊朱子之学。顾宪成认为王学，林学都是末流之学，他批评心学太重于悟，不重于体修，批评林学太过于功利，高明者闻之尚可，却不为读书人正心之用，始入之门。

当然顾宪成的话也是很有见地，受到他影响出自东林书院的学生都有一等观念，认为王学林学都是败坏了世道人心，不是为了正宗儒者所取。当然作为名儒顾宪成也不是洗脑式教育法，书院的学生也偶尔学习王学，林学，但学来都是用作批判的。

第二宗旨就是言政，顾宪成，顾允成都是学从自名儒薛应旗。

薛应旗的学问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大儒，他少年时学王学，但到了老年时又觉得唯有程朱理学才是大道所在，故而又回到了理学的队伍。

他对于顾宪成，顾允成二人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所提的‘古者谏无官，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为盛也。’

这句话到了顾宪成手上就发展成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东林书院的学生既要关心于读书事，家事，也要放眼天下关心国家政事，天下政事。

顾宪成主导东林书院后，提倡书院弟子会友，同时主张讲会，东林书院的讲会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

林延潮的鳌峰书院讲会，主要是提一个命题，让学生分为两方彼此辩论，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惟一之法。

但东林书院的讲会除了探讨精义，就是言政了。

比如在鳌峰书院讲会时，有时候书院弟子明明是持赞同儒家的主张，但经常却被抽到法家，不得不为辩方为法家辩护。

但东林书院却不同，顾宪成主张读书人口头即是躬践，主张言行一致。你在讲会上说了什么，将来做事为人也要从你说得上面去做。

同时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也经常到讲会上主讲，告诉于学生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政见。

当然顾宪成，高攀龙甚至赵南星的政见都差不多，总而言之就是官场斗争派。

什么是官场斗争派？就是将官员都划分成小人，君子两类，君子之间意气相投，互相扶持，同时认为朝堂上的积弊都是吏治败坏所致，必须在选拔官员把关做好。

只要朝堂上都是正人君子，而小人们统统滚蛋，如此就能革除时弊，政治自然而然就变得清明起来。

同时作为官员要极力规劝天子，以正君道，就算被罢官了也没什么，天下的读书人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认同，因为这样的思维也很简单，读书人不用太了解什么国家政治上的事，但官员的好坏贤明他们还分不清吗？

有道德的人就是好官。

什么是有道德，居官清廉，能谏皇帝，敢怼大臣就是好官。故而明末政治作秀的官员频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林学那一套以政绩论官员的，当然是歪门邪道。

如此东林书院，鳌峰书院就各代表了林延潮，顾宪成二人不同主张，培养出的学生也是截然不同。

顾宪成更在乎于让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支持自己政治主张，而林延潮则是更在乎读书人们能够接受他的学说，以经义启民智，才能以经义定国策。

而于此同时一道圣旨也抵至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