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华此来先感谢林延潮这一次廷推上支持他为应天巡抚。

林延潮闻言淡淡笑了笑，至于毕自严则是一副惜字如金的样子。

李汝华自不会理会毕自严，而是道：“下官即将赴任南京，临行前拜读了阁老于新民报上所言深有所获。”

“下官窃以为朝廷之政本在士，在农，在工，在商，四民平齐，不应当以何为轻以何为重。以往重农抑商，太过偏废。宋朝时朝廷税入大半在于商税，农税次之，而到了本朝以农税为重，地方州县中农税占了九成以上，若朝廷继续放任，为商者日益奢靡，为农者日益贫困。下官此去应天，可否在此事上有所作为，还请阁老示下。”

林延潮不置可否，对一旁毕自严道：“南直隶赋税之重在于苏州，听闻景会曾任苏州推官，苏州府赋税如何？”

毕自严道：“回禀阁老，自万历六年，苏州府实行一条鞭法后，政本为之一清。如糙米，小麦定以四石折银一两。粳米，糯米定以一石七钱。一匹绢折银七钱。夏税三万两，秋粮六十五万两。”

“至于钞关上，原先朝廷以每钞钱十贯二十文，折银七分。而今一千贯不过折银六钱。而古钱一千文折银一两六钱，嘉靖钱一千文折银二两五厘，合计钞关税为六万五千两。”

“至于盐税不过四千两，杂课也不过两千两百两，还不如徭役折银十一万五千两，朝廷以每石两厘六毫摊派。苏州府合府税赋一年达九十万两，但钞关，商税，加上盐税一共不过七万两。”

李汝华对毕自严有些刮目相看，此人实是干吏。

李汝华道：“正如毕大人所言，朝廷的商税有禁榷，关津之税，市肆之税，为何苏州府之商税去除钞关外如此之少。其因在于天下州府之中，唯独苏州一府不收市肆门摊税。”

林延潮明白，李汝华暗指苏州织造孙隆。

这一次天子开征矿税后，孙隆一人身兼苏，松，常，镇四地税监。

苏州当时的规矩是只征行商，不榷坐贾，商税的大头靠浒墅关钞税六万五千两撑着。

孙隆任苏州织造多年，与百姓一直相安无事，还多次请天子宽免苏州织造。但天子也是缺钱急红了眼，下令孙隆开征商税。

得了天子之命后，孙隆即对苏州商贾收市肆门摊税。

要知道苏州乃天下最富庶之地，一年商业流通金银达几千万两，若真要征收营市肆门摊税，少说一年可得几十万两。

但不知是孙隆太贪婪，还是下面人乱来，他们制定的商税极高，肩挑步担，十抽其一；各色店铺，十抽其二；机坊则十抽其三。

此举顿时遭到了苏州织户的反对。

因为织户本就承受着织造重役，每年机户就要为织造局提供丝绸作为皇家之用。

孙隆再对织户征收商税之下，导致了苏州织户起义。

当时苏州有一织户名为葛成苦于催征，于是决心举事。他振臂一呼，顿时得到千人响应，万人支持，将孙隆手下的税官税吏杀了不少，孙隆一把年纪了不得不翻墙逃离苏州。

此事一出，官府派兵镇压准备收罗起事百姓，葛成却主动自首，出面一人扛下所有。

苏州全部士绅百姓联名上疏为葛成求情，甚至申时行也来信再三过问。迫于压力，苏州官府不敢处置葛成。

听李汝华这么说，林延潮看了对方一眼道：“抚台所指是进来苏州府税监之事吧，此事本阁部略有耳闻，这以往农民起事，朝廷都要追究地方官之责，再行安抚，那么机户起事朝廷就不问责任，也不安抚百姓？民者，国之本也，不论是桑农，还是机户都是四民之一，皇上的子民，我等为官当一视同仁，心中不能有丝毫偏移才是。”

李汝华离椅躬身道：“阁老所言极是。”

林延潮伸手示意李汝华坐下，然后笑道：“如李抚台所言苏州的商税每年经手几千万，朝廷却不能征一文，以至于国库税入少了这么大一块，此事朝廷绝不能坐视不理。但是要如何催征？如今此法行不行？这些又另当别论了。”

李汝华闻言大喜道：“启禀阁老，这些年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当时一直以来苏松地方官员在朝廷为官太多，一旦要对苏州府征收商税，恐怕难以成事。”

李汝华此话说的是事实，明初时朱元璋就对苏松实行重赋，然后还规定了浙江、江西、苏松人不能在户部任职，据说此举是生怕有苏松的官员有私心。

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还在圣训了加了一句‘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但太祖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苏松田赋虽极重，但还是在商税上钻了他老人家的空子。

所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

至于太祖防了苏松官员不能进户部，却不能防其他，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申时行，王锡爵这两任首辅都是苏州人士。

这时毕自严突出声道：“阁老可向皇上建言废除苏州织造，如此换取朝廷上下通过对苏州征收商税。”

李汝华闻言身子，第二度对身旁这名粗犷大汉刮目相看。

毕自严缓缓道：“国初时岁造一年不过一千五百余匹，到了天顺年间已加增至七千匹，至今上亲政后岁造增至万匹，如织彩大红纱一匹值银十五两，但织造局命苏州地方官府只给银六两五钱一匹。其中为中官盘剥无数，以至于苏州机户几无喘息之地。”

“下官以为可以免去苏州织造局，开征收商税，再拿出部分苏州府商税所入，充作内府金花银，再从民间选定皇商为宫中织造。如此皇上，官民皆是给便。”

李汝华闻言摇了摇头道：“此事牵动皇上，中官，织造局，苏州官府，士绅，商贾，机户多方，此中彼此利益纠结，要动刀子着实不易，此事还需三思后行。”

李汝华口中虽这么说，但对此人刮目相看。

毕自严却道：“有劳抚台大人动问，此事下官昨日已是上疏。”

李汝华闻言大吃一惊。

毕自严正色道：“不仅是苏州，下官自任京官以来见闻犹多。这王畿为四方之本，而今天下百姓多穷困，而北直隶犹盛。”

“原因何在？”

“成化年间勋戚占田四万五千顷，至弘治年间皇庄，勋戚占田已达二十万顷，而到了武宗年间，皇庄从五座，一下子增至三百余座，仅皇庄即二十万顷，其中侵吞民田两万余顷。而今皇庄皇店遍布京师。”

“直隶每亩纳粮一百七八十文，杂差多至三四百文。百姓避无可避，唯有投献，这天下病国在宗室勋戚，而病民则在皇庄皇田！”

“要固国本必须厚民生，厚民生必须抑兼并，要抑兼并必须从上至下，从皇庄不废织造不除，国家一日没有希望！”

毕自严一言一句，令李汝华听得色变，但心底也是隐隐佩服他的勇气。这废除苏州织造的奏疏，不是哪个有胆气的官员敢上的。

李汝华，毕自严皆看向林延潮。

林延潮抚须叹道：“国事艰难，实如人之沉疴宿疾，既不可下猛药医治，亦不能期静养自愈。”

“此事乍看可为，又一事乍看可为，但皆不过是腠理肌肤之象，治国之道千头万绪犹如乱麻，如何为之？”

“国家到了这个样子，尔等都给朝廷开了方子，看似很有道理，但随便用之如同病急乱投医。乱服药，是要死人的。”

毕自严垂首道：“下官官位低微，难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如堂堂宰相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略，那么国家真是要亡了！”

林延潮看向毕自严道：“你说得不错，但你这一次上疏，要朝廷废除苏州织造局，已是引起宫里震动。皇上没说什么，但几位大珰早已将你视之为眼中钉。”

“下官不怕死！”毕自严昂然言道。

正如他所言，从他上疏的一刻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毕自严又何尝不委屈，他赤胆忠心换来得却是如此下场。

李汝华闻言也是暗暗难过，这些年朝廷已失去多少如毕自严这样的官员。

但见林延潮冷笑道：“你死了容易，但又要阁部去哪里找能经世致用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