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 太子到了

南明大丈夫 话凄凉 3519 字 11个月前

俗话说,功大莫过于救主、拥立、从龙。

现在主是没得救了,拥立和从龙之功,不仅是东林党人想争,江北的边镇和督抚,也想通过拥立,来攫取政治利益。

在崇祯自缢,太子和众皇子没有消息的前提下,福王朱由菘便成了奇货可居的宝贝。

由于位置的关系,马士英等人距离淮安近,早已与福王见过面,并表示拥立。

这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拥护福王登基,合乎礼法,顺便还能把功劳拿入手中,不想南京方面却出了幺蛾子,要拥立一个不相干的潞王,借口是说潞王比较贤明。

凤阳府、总督衙门内,马士英看了南京送来的文书,脸色阴沉。

“海圆兄,史尚书信中说,福王是神宗的孙子,按辈份、排行应当立为君王,但是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你怎么看?”

阮大铖听后,不禁冷笑,“东林党人,这是彻底不要脸皮了。当初立长不立贤,现在又反过来,立贤不立长,怎么说他们都有理。福王如何?我们是见过的,虽不是雄才大略之主,但是也不是如东林所说的那么不堪。时下,如不按伦序立福王,那诸藩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立一藩,郑芝龙又立一藩,各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岂不大乱?”

阮大铖向马士英拱了拱手,“瑶草兄,时下必须按伦序立福藩。东林党人如此,对我们也是一见好事。瑶草兄可将书信给福王一观,再拥立福王为敌,如此我们就可以拨乱反正,掌握南京大权。”

马士英有些心动,不过依然很犹豫,“东林党人势力甚大,除了史公外,右都御史张慎言,大司农高宏图,江西总督吕大器,大总司姜曰广等人都听了钱牧斋的游说,都要拥潞,咱们势单力孤啊!”

阮大铖却道:“瑶草兄,你拥兵十余万,还怕东林党人两片嘴么?”

马士英却脸一板,“就是两片嘴厉害的紧。我要是拥兵前往,第一是本就难制的武将,有了拥立之功,今后必然更加不听号令,第二是东林党人,必然给本督扣个大帽子,将本督定为奸臣。”

说到这里,马士英微微一叹,“若是陛下和太子南下,哪来这么多事情。”

他正说话之间,一将风风火火的跑进来,语无伦次道:“总总督,太子到海州了。”

“太子,怎么会到海州?”阮大铖不禁急声问道。

“太子和坤兴公主,是从海上过来。山东高抚台已经发兵南下了。”

马士英身子一振,已经伸手去拿桌上官帽,“走,速去海州。”

阮大铖疾步跟上,后面部将忙问道:“总督,是否将消息传去南京,安定江右人心。”

“不!封锁消息,暂时不要通报。”阮大铖却回过头来,替马士英说道。

定策、拥立之功,岂可分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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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军攻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之时,南方绝大多数州县,依然掌握在明朝的手中。

现在崇祯朝覆亡,在南京重新建立明朝,延续国祚,便是迫在眉睫之事。

历代以来,拥戴新皇登基,都是一件能够攫取重大政治利益的事情。

此时,谁能率先拥戴新皇,在南京朝廷中,就能掌握绝对的权力。

虽说大明朝的灭亡,有各种原因,不是一个人,一个势力就能背下所有的锅,但是东林党的责任肯定跑不掉。

从自身和党派的利益出发,东林党必须要在定策上掌握主动,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万一让阉党和其它党派拥戴新皇,肯定会清算他们的过失,让他们对崇祯朝的灭亡负责。

当初阉党主政,朝廷没垮,到你们手里,朝廷却垮了,总之理由随便抓。

东林党作为明末党争的主力,对于党争的残酷深有体会,当初被阉党整死的大佬就有好几位。

现在他们好不容易夺取了朝野的话语权,自然是时刻绷紧党争的一根弦,防止被其他党派再打下去。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福藩时,众人才想也不想,便激烈的反对。

这时右都御史张慎言,看向钱谦益,不禁嗟叹道:“牧斋兄,很被动啊!”

堂上众人,脸色都不太好看,这次东林党是真的被动了。

这个问题,是因为数十年前的一桩旧案。当年神宗皇帝欲立老福王,结果东林党人拼命阻拦,最后逼得老福王就藩。

有这个恩怨在,东林党人怎么可能立福王?万一福王登位,重翻旧案,为老福王出气,东林党岂不要在政治上失势。

如仅仅是这一点,那也好解决,拥立别人就行了,可关键当初东林党反对立老福王的理由,就是现在福藩登基的最好理由。

这一下就很尴尬,很被动了。

东林党当初反对立老福王,维护的就是封建轮序观念,维护长幼次序的礼法,现在福王的血统近,且人就在淮安,明显最合适,他们又要推翻之前的说法,就等于是自扇耳光,很不要脸。

大家又都是文化人,要脸皮的,总不能突然推翻他们之前的说法。

堂上一阵沉默,片刻后钱谦益沉吟着打破沉寂,“从法理上说,福藩和桂藩最合适继承大统,不过桂藩远在岭南,时间上来不及。福藩乃大行皇帝之兄,血统适合,人又在淮安,本来是最佳人选,不过”

众人听到“不过”,不禁都看向钱谦益,要看党魁怎么说。

钱谦益看了众人一眼,“我听说福藩,从小顽劣,贪念酒色,刻薄寡恩,性情残暴,怕不是一个贤明的君主。眼下国朝动荡,危机四伏,乃特殊时期,当行特殊之事。我以为在新皇定策的问题上,我们作为国之栋梁,不该墨守成规,要担起责任,据理力争,为国朝选一个贤名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