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平古道从南往北很难走，有数道山岭横挡在关道之上，皆是南坡险而北坡缓。魏晋之时，邓艾领兵伐蜀，从北往南走阴平道，都是先爬上北坡，然后将卒裹起厚毡，直接从险峻的南坡滑下去，才从北往南将这条路走通。

现在不排除赵孟吉、王孝先有率部从这条道返回蜀中的可能。

而王邕即便目前控制住蜀都，手里能用的嫡系兵马依旧有限得很，归附的兵马即便没有三心二意，此时士气低沉，也很难说有什么战斗力，真要指望这些归附兵马去堵赵孟吉、王孝先的大军，有可能刚接战就投降过去了。

当然了，对郭荣、李长风、温博、谭育良等人而言，当务之急则是加强梁州诸城的防御，他们不仅承担拦截赵孟吉、王孝先反扑的主要任务，梁州防御战能否打好，也决定着战事他们能否更好的占领、控制梁州。

不过，既然事先约定好梁州交由襄北军控制，梁州城以西、承担防御任务更好的褒城、沔阳两城，则由李秀及柴建之子、左神武军第一都虞候柴训负责率部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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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乡侯王邕虽然没有直接篡位，兵变也算是初步成功，曹干率部进抵剑门之后，也带来正式的蜀主王建亲笔所拟加盖玺印的称臣国书，二十四日便送到沧浪城替换之前的“国书”。

之后曹庸以及受封世孙的王昂就在霍厉的护卫下，与崇文殿内常侍陈如意及织造使姚惜水、徐靖一行人，乘坐赤山会的商船，一路沿汉水、长江而下，于二月初抵达金陵，上表称臣。

此时距离以李长风为首、郭荣等人联署的密折送抵金陵才刚刚过去二十天，朝堂之上还在为如何处置李长风的“擅自妄为”争论不休。

寿州杨致堂等人甚至强烈主张，严旨令右神武军撤出梁州，严禁左神武军轻举妄动，却没有想到事情这么快就成了定局。

蜀主王建的国书，声称世子王弘翼及赵孟吉、蔚侯王孝先等人密谋叛变，除了上表称臣、直接割让硖州、岁贡二十万缗钱粮之外，还请求楚军出兵梁州消灭叛军。

事已至此，与赵孟吉、王孝先再无握手言和的可能，而硖州、梁州战略意义之大，对朝堂诸公的眼里也是不言自明的，这时候当然再没有下令李长风、温博等人梁州撤军的道理。

在朝堂之上，也没有谁真就天真的认为助长乡侯王邕篡位就有违道义，关键还是看大楚介入其中的得失。

最初的计划是联蜀攻入关中，肢解关中梁军，以便襄北军、棠邑及淮东兵马能趁势渡过淮河，攻伐河淮之地，但晋国灭亡的消息经李长风密折传回金陵，沈漾、杨恩等人对蒙兀人强势远超之前预料还是心存极大的忌惮。

即便之前都倾向主张李长风他们从梁州撤回来，不得介入蜀国的内乱，但对后续要不要越过淮河、攻略河淮，朝中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了。

从更谨慎的角度考虑，沈漾、杨恩等人都倾向暂缓攻略河淮之事。

现在曹庸、王昂入朝，王邕篡位已经成了定局，蜀国除了称臣，能叫大楚颜面大增、朝野内外能极大满足虚荣心之外，得硖州能使荆湖形势彻底完备起来，不像以往被蜀军在腰眼上插了一刀那么难受，而日后从梁州攻略关中，实要比走武关道便利得多。

在当前的形势下，怎么算都不是一桩吃亏的买卖。

甚至更阴沉的去算计，赵孟吉、王孝先真要绕过梁州，从阴平道直接反扑蜀中，后续则未尝不是楚军大举挺进蜀国、谋夺蜀地的良机。

如此一来，就更没有人会去深究韩谦很早之前与长乡侯王邕到底存在怎样的勾结了。

诸王公大臣在政事堂密议一夜之后，于曹庸、王昂抵达金陵的次日，一道道令旨便飞快拟定出来，加盖玺印从崇文殿发出。

既然蜀世子王弘翼密谋篡位，蜀使韦群作为同党，自然也是这边先扣押下来，再找合适的机会押送回蜀国。

蜀国割让硖州，断没有道理让寸功未立、也未参加密约的张蟓派兵去接管、占领，而是直接下旨将硖州划入湖南行尚书省的治辖，着令湖南宣慰使黄化派遣官吏前往硖州接管军政。

在慈寿宫、韩道铭等人的主张之下，梁州划归襄北都防御使府节制，委任兵部侍郎、参知政事李长风出任都监军使，兼领梁州刺史，暂时全面主持负责梁州之战事。

除了右神武军之外，下旨调左武骧军及左神武军进入梁州作战。

周惮擅离职守，革除上州江州刺史一职，贬为下州光州刺史，同时光州之军政事务，划归棠邑行营制置府辖制。

这也是两家履行交换两州的密约，其他人插手不进来，只能坐看其成，但对朝廷而言，能将硖州并入湖南行尚书省也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一次，延佑帝与朝廷诸公在知悉周惮在沧浪城发挥的作用之后，也是当机立断，火速将陈景舟从广德府调回金陵，升授兵部侍郎。

陈景舟回到金陵，在进兵部正式任职之前，有一项重任要先完成，就是携旨使蜀，重新商定两国的和议之事。

李长风之前就已经是参知政事，他此时兼领襄北都监军使，实际权柄在他之上的李知诰以及韩谦，兼之两人又有收复光霍寿濠等淮西诸州的大功，这次加授参知政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