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商税是真不高，商税没有到朝廷银子里，反倒是都变成利润流进了这些商贾的腰包，而这些人，和读书人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说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说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交税？

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说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