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募兵制度顺理成章的出现。

募兵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弛，卫所空虚，加之边疆不靖，战争频仍，募兵在南北更加普遍地推行开来。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七成——浙江在指嘉靖末隆庆初有军队三十九总，其中募兵二十七总，占七成。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四成多一点儿。

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由此看来也是很不少的。

募兵和卫所军有明显的区别，募兵不是世袭的，是应募而来，身虽为兵，仍隶民籍，退伍仍为民。由募兵组成的军队，不像卫所军那样是国家经制，不轻易变动，而往往是随着形势扩编或缩编。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而不像卫所军那样，有的担负屯田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

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源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

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实行募兵制能否建立一支精锐的部队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

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募后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而到了明朝末年，什么好制度都得崩坏了。募兵制也不例外，此时往往不是将领亲自募兵，募兵为一人，领兵为另一人，募时不加挑选，募后不加训练，逃跑不加追究。

没几年的功夫儿，募兵组成的军队同卫所军一样不能打仗了。

这老褚，乃是这祠头庄土生土长的，在这儿安家也有三四辈儿了。本来他家中也有地，但后来给苏家给兼并了，这老褚也是个游手好闲的性子，不肯跟别人一般做佃户，正巧赶上募兵，便干脆应募了。

也不知道那负责募兵的官儿是不是眼瞎了，就这等干瘦瘪巴的货色都能给选进去。

当初老褚和黄季一起在董策的父亲麾下为兵，那会儿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但也不算是多么过命。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后来董策他爹一死，老褚便是逃了，临跑的时候，还去董家偷了点儿东西，也不知道是卖了还是自己私藏了。

他是董策父亲麾下的兵，跑了便跑了，自然也没人追究，不过黄季可是记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