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甘奇太聪明，总是把自己某些激进的想法说与王安石听，也只有王安石也听得进去甘奇那些激进改革之想，自然也就从王安石口中传达出来了，也让司马光这一类的保守派对王安石越发不满。

这种情况的代表，就在于皇帝暴力处理程颐那些请命士子之事上，满朝堂都在反对，要让皇帝下诏罪己，唯有王安石一个人不那么反对，或者说反对的力度不大，还时不时帮皇帝说上一两句话。

这也说明，王安石这个人的手段也是比较狠辣的，历史上的王安石也少了一些容人之量，在他上位主持变法的时候，手段狠厉无比，但凡有反对者，那都是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贬谪、甚至下狱。

甚至都到了有一点文字狱的地步，比如历史上的苏轼，任职湖州之时，因为上书说了几句反对的话，立马就被抓到御史台关了几个月，贬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了，只能开始自己在东坡种地，写一写《赤壁赋》什么的。就因为这点反对之声，苏轼不仅自己坐牢被贬，还牵连的几十个其他官员。

有人说大宋的大规模党争是司马光造成的，其实也不然，许多事情有因有果。王安石变法之时，用尽手段打压异己，手段也是极其狠厉，不容半点质疑之声，朝堂之上贬谪之臣，数之不尽。

这也直接导致后来保守派再上台，那些昔日被贬的、入狱的、受牵连的，自然要清算之前的仇怨，又造成了大规模的清查倒算，无数变法派又倒霉了。

这就是因果关系。把党争之事都怪罪到司马光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司马光是一派集团代表，王安石是另外一派集团代表，他们都不仅仅是个人。王安石的变法本身而言并不十分成功，错漏不少。司马光的反对本身而言并非真的一无是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党争之事，归根结底就是两派集团互相仇怨结得太深。你当初把我往死里打，我起来了，自然又把你往死里打，其中理性不多，已然成了感情用事，成了报仇雪恨一般。

唯一一个理性之人其实是苏轼，王安石变法，他反对了许多，倒霉了。司马光上台后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又觉得变法里面还是有不少好政策的，不该全盘反对，接着又倒霉了。

理性人，在感情用事的大潮里，就是大悲剧！

此时甘奇要安抚一下司马光，就是要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派别冲突，想要温水煮青蛙，其实也是甘奇平衡手段高明，隐隐是帝王心术。

司马光听得甘奇安抚之语，还在犹豫，这家伙也是有一些骨气的，一个不爽，十有八九就会撂挑子不干了，回家写史书巨著去了。

甘奇见得司马光如此，又道：“君实兄，此番我出征之时，京中出现了众多士子请命之事，陛下处理得实在有些过激，陛下年少，热血上头，一气之下以暴力手段对待士子，此事我就不说了，君实兄乃是直臣谏臣，当为御史，时时警醒教导陛下，如此方为臣子忠良之道也，换做旁人，皆做不了君实兄此般直谏。”

甘奇又在忽悠司马光了，他心中自然是觉得皇帝做得对的，有时候就得这么干。但是忽悠起司马光来，甘奇却说出了一番让司马光感到认同的话语，让司马光还觉得甘奇是那圣贤子弟中的代表人物。

君子欺之以方，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

司马光一听，果然心中感动不已，他进来抑郁非常，抑郁之事有二，一是因为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让他受不了，频频上书皇帝，让皇帝罪己，皇帝见都不见他。二来就是在甘奇这里感受到了一些背叛之感。司马光最近还真起了一些回家写书的想法了。

此时听得甘奇这番话，立马感觉自己受到了认同，拱手一礼，话语铿锵：“甘相公，只怪下官无能！”

司马光是真觉得自己无能，怎么谏言也说服不了皇帝，这不就是御史中丞的无能吗？

甘奇摆摆手：“君实兄不必如此自责，陛下是年少，你我年少之时也是如此秉性，这倒也怪不上谁人。这般吧，明日我入宫去禀奏，陛下年少，当敏而好学，此乃历朝历代之规制，当有人侍读侍讲，我便进言一番，让君实兄每月抽出几天时间给陛下讲讲经，如何？”

司马光闻言，更是感动，给皇帝讲经，就是教皇帝为人为君之道，这本是甘奇的差事，乃帝师之荣誉，更重要的是甘奇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去亲自教育皇帝成才。

司马光再拱手：“臣定当竭尽全力，以圣贤之学，引导陛下成一代圣君！”

成了，忽悠司马光，还真不难。

甘奇点着头，满脸欣慰，还夸一句：“君实兄实乃国之栋梁也。”

“比起甘相公，下官愧不敢当。”司马光心中真这么想，且不说甘奇的功绩，就说这样的领导，哪里去找？

司马光忽悠好了，开开心心回衙门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