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求咱们到2017年时，再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钢企数量保持在300家左右，产能利用率要达到80以上；到2025年，前10家钢铁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比例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你们中的不少人，都会在这次清盘中退出。”雷峥会长道。

他的神情严肃，铿锵有力，只听他继续道：“在座的应该都听说了新环保法，如果咱们钢企，要达到国家新环保法的排放标准，每一吨钢，环保投资需要增加13的运营成本，运营费用每吨也需要额外增加200元左右，如果过去的三年只能算是冬天，那么今后才是真正寒冬的开始！”

“利润率已经这么低了，还增加成本，这不是逼我们去死么！”此时台下有一名企业家坐不住了，大声喊出了口。

主席台中间的雷峥目光囧囧，朝那个发言者道：“所以我一开始就提醒各位，2015年，你们中的一些人，要想好怎么去‘死’。”

“帆仔啊，你还记得以前么……以前你爸不管上什么钢铁项目都能赚钱，每吨至少有千元左右的利润，你妈我数钱都数到手发软。”何苇平道。

何苇平，新城钢铁集团财务总监，蒋一帆的母亲，微信名：皇太后。

“那时候多疯狂啊……”只听何苇平继续道，“03年那会儿，咱们国家钢铁行业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就达到87，即便是07年，你大学那会儿，粗钢产量增速都还有30。”

“危机来临前，伏笔总是失去理性的疯狂。”蒋一帆听后沉默了很久，才挤出了这句话。

“国家要降产能，说我们产能过剩，前前后后出台了多少政策，但大家都不愿退。”

何苇平说到这里，想起了国内那一场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这些年每次政府出手调控，逼着钢铁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调低产量，但全国的总量却在上升。其背后原因在于，近十多年来民营钢铁企业发展迅猛，已从2002年的三分天下，发展到2012年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社会上有批评人士将产能过剩的矛头对准了民营企业，并指责后者靠不开发票，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等手段在效益上超过了国有企业。

随后就有一家民企被调查出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开建700万吨钢铁项目，在某县某村违法占地近5000亩，3500多农民被迫搬迁，有的甚至住进窝棚、桥洞以及废弃的渔船之中。

此外，很多其他钢企即便没有利润，也不轻易减产、停产，甚至越亏损越增产，不仅抬高了原料价格，又亏本倾销拉低了钢材的销售价格，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合理水平。

“为什么?既然生产力落后，利润率又低，为何不退出另谋出路？”蒋一帆朝母亲道。

何苇平闻言盯着蒋一帆足足有十秒，用有些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口吻道：“帆仔，以前你总是怕你爸的成就影响你，所以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总想着往远处飞，越远越好，划清界限，你还给他寄签字授权书，然后咱家公司的股东大会你没来过一次，妈以为你只是不关心公司业务，但也认为你至少对于钢铁这个行业有过研究。”

“不用研究了，我大致能猜出来。”蒋一帆说着坐在了大厅沙发上，“那些老板是舍不得厂房和机器对吧？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搭建这些设施和装备，如果没有赚回本或者赚得不多，不会甘愿退出；钢铁行业应该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一大特征就是：退出难。”

“不愧是我儿子，看来投行这几年没有白锻炼。”何苇平欣慰道，“不过除此之外，大家都希望国家层面能拿出相应的办法，目前的同行都不愿看到‘我减产你不减产，我压缩你不压缩’的现象，所以观望情绪很重。”

蒋一帆明白了，现在的钢企怕如果彻底关停，银行更会大面积来要债，会把剩下的贷款都抽走，到时他们会彻底完蛋。

所以大家宁可亏损也要生产，陷入了越亏越生产，越生产越亏的病态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