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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寇大侵崇州之后，就退回昌国县诸岛休整，除了偶尔跨海侵明州、嘉杭，整个五月都没有大的动静。李卓以兵部尚书兼督蓟镇，将六万余兵马集结于津海、蓟州、宁河整训，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一时看不出有多大的效果，也看不到有什么弊端。

东虏一次掳走三四十万丁口，需要时间进行消化，江东左军虽然也往辽东、辽西派出哨探，但由于对诸胡地的陌生，工作进展很慢，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消息传回来。在陈塘驿惨败后，朝廷对胡地的渗透斥候工作也几乎给完全摧毁，李卓也有意重建立对东虏及诸胡的情报搜索网，但需要时间及投入大量的资源。

总之，从二月出关后之后，东虏在关外也相当的安静，没有什么大动作。在林缚看来，没有消息恰不能算好消息，一旦东虏成功的将掳掠走的三四十万丁口消化掉，其军事潜力就将再上一个台阶。

无论是辽东还是辽西，都有大量的荒田给东虏安置掳走的丁口。

东虏入寇，普通士卒也所获甚丰，除了大量财货，还有用来种田的农奴，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入关掠夺，东胡人变得更加的积极而贪婪。

京畿在津海粮道的维持下，勉强渡过四月、五月的粮荒，京畿粮价暴涨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李卓执掌蓟北镇军权后，林缚依旧命令孙尚望将一部分运抵津海的粮食额外拨给蓟北军，实际交给高宗庭负责。

为实施平虏策，为实现三路布局的战略构想，崇观帝从内府额外拨给李卓一百六十万两饷银。这笔银子看上去很多，但是蓟镇军八万、登州舟营及镇军三万，津海军一万，共十二万兵马来分这笔银子，就看上去很寒酸了。

林缚给江东左军做出的军费预算是每年二十五万两银，计正辅卒六千五百余人。以这个标准计算，蓟镇、登州、津海三路兵马需要银子四百万到五百万两银，实际加上崇观帝额外从内府拨的银子，每年也只有三百万两银左右。

实际上，要是明年内府不再拨银，蓟镇、登州、津海三路兵马的军费总开支又将缩减回一百四十万两左右。

林缚希望能额外给李卓提供二三十万石粮食，通过蓟北军运到京中贩售，一是压制京畿居高不下的粮价，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李卓能多筹几十万两银的军饷。

当务之急是要抵挡住东虏的入侵。

对朝廷来说，当务之急，一是突破津海粮道的输运颈瓶，逐渐提高津海粮道的输运总量；一是封堵黄河决口、恢复平原府内河漕运。

对张协来说，津海粮道已经落入汤浩信、顾悟尘及林族的控制之中，封堵黄河决口、恢复平原府内河漕运之事，就不能再落入汤浩信的手里。

四月中旬，朝廷特派工部右侍郎陈钟年权知济南、平原府事，督山东漕运事，征二十万民夫，封堵黄河决口、恢复平府漕运河道。

至此，张协在山东就有陈钟年、徐见深两枚棋子抗衡汤浩信。

整个五月，江东郡的剿匪事也有条不紊的展开，岳冷秋顺利收复石梁、泗州等城，将刘安儿部流寇逐出濠州府。

刘安儿等流寇没有根据地建设的概念，初期为筹粮饷，大寇地方，几乎使濠州成为废城，纵容部属奸/淫妇女、杀人无数。流寇人数虽众，但是实际上也失去据濠州府立足的基础。

岳冷秋不是无能之人，重新组建的长淮军钱饷充足，也颇有战斗力，将刘安儿部流寇逐出濠州府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岳冷秋在濠州府的军事胜利，丝毫未能遏制诸流寇猖獗的势头。

五月中旬，刘安儿、罗献成、龚玉裁等七家流寇在房陵会师，召开“房陵大会”，刘安儿、罗献成、龚玉裁等七家寇首皆自号为王，刘安儿自号“皇觉王”，众号拥兵百万。在房陵大会后，大股流寇避开防卫森严的江淮、荆湖、中州等地，主力往兵力空虚的川陕等地转进，五月下旬，流寇攻陷汉中等地，打通往西进川陕的通道。

这也能看出刘安儿等流寇是有战略部署的放弃濠州、淮上等残地，往汉中、川陕等地转移，继续壮大势力。朝廷使岳冷秋会荆楚、中州等郡兵马继续进剿流寇。

整个五月，历经劫难后的崇州恢复难得的平静，筑新城、清查通匪案、清查僧院势力、收缴寺田、寄田罚赋、置换田产、整训军队、修筑军塞以及兴办战训识字班等诸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江东左军的控制下有条不紊的展开。

六月初旬，朝廷批淮在崇州江口择江心洲重开牢城的奏请，裁撤金川岛大狱并入牢城，容留江东郡坐监之囚及江东、中州、山东、两浙、江西、荆楚等六郡流刑犯。设正八品牢城监一、正九品副监一、典吏、令吏等书办小吏若干，编狱卒半营。

林缚兼任牢城监，拔擢长孙庚为副监。

重开牢城的消息是从江宁转到崇州的，信报快马递过来时，林缚正赤脚站在观音滩附的水秧田里看稻秧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