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394，战后形势

甲午战争的胜利在大清国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人们对李鸿章在北方主导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望。北洋海军的覆灭和淮军的惨败使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的缺陷暴露无遗，花费几十年时间和数千万银子的投入却换来一败涂地的结果怎不令人痛心疾首！不仅南方舆论痛批洋务派的无能和浪费民脂民膏，就连北方士绅也普遍认为洋务运动令人失望---要求向江南学习大力变革北方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原先被洋务派和保守派联合压制的工商阶层更是强烈呼吁彻底向南方看齐，发展经济，振兴北方。

另一个后果就是南方官绅一致认为义勇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表明了南方数十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完全正确，也证明了义勇王的领导英明伟大，是对义勇军数十年治理江南的肯定！舆论一致认为应该把“江南经验”推广到全国，彻底改变大清国广大地区的落后面貌---王韬率先在申报发文鼓吹北方要维新、大清要变法、天下要变局！

为此，以复旦大学为起源地的维新变法主张再次高涨起来，维新派人士纷纷要求朝廷维新变法，其中一些活跃而激进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更是直接北上京城，决心推动大清国的维新变法运动。

五月初，正在京城准备应试科考的全国各地举人学子一千二百多人在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鼓动和带领下云集都察院，要求转交举子们联名上奏的折子，请求朝廷开始维新变法富国强兵！

这起史家称为“公车上书”的事件轰动天下，报纸纷纷转载了举子们的要求，被后世视为晚清维新变法之始，昭示了大清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和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并开始提出政治主张和要求政治权利。

对风起云涌的维新变法运动，李旭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旭报上重新题写了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被有心人视为义勇王支持维新变法的信号。

于是，更多的官员开始赞同维新变法运动，特别是南方督抚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更是公开表示支持维新变法。朝廷大员中翁同龢等人则认为洋务运动已然失败，为了填补李鸿章之流失势后留下的权利真空，不妨借助维新派的力量打击根深叶茂的保守派势力---遂也赞同维新变法并利用自己帝师的特殊身份向年轻的光绪帝介绍维新派的主张。

此时李旭并不想将过多精力投入到维新变法上，他知道几个书生试图自上而下的改革满清政治体制无疑是异想天开---任何没有实力支撑的变革往往都是痴人说梦，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李旭自己也不反对维新变法，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而实在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和顽固的保守派们打嘴仗！就让维新派先去折腾吧，为最终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