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的另一个队选则是生命科学系的系队，这个队的带队大姐头，田立心也是久闻其名了，正是后来的华夏最年轻的教授，闫宁。

从五道口毕业后，闫宁就去贝勒屯留学了，她师从施一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并以博士后的身份，在贝勒屯分子生物系工作了三年。

在田立心读完硕士并离开五道口前往法兰西的巴黎高师攻读博士学位时，施一功回到五道口担任了生命科学院的院长，同一年，闫宁也回到五道口并担任教授。

此后的十年里，她相继获得华夏青年女科学家、华夏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影响世界的华人大奖、华夏科学之星等多种荣誉称号。

许多国人看到闫宁的成就之后，甚至都夸她会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人。

后来，闫宁差一点就成了华夏科学院的院士。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而随着施一功从五道口副校长的职务上退下，并前往西湖大学担任首任校长之时，闫宁也离开了五道口并就此出走贝勒屯。

一年后，她当选了米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闫宁的出走引起了社会的大哗，而当她当选为米科院的外籍院士之后，更多人则是大呼，“华科院院士的含金量，难道比米科院院士的含金量更高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毋庸置疑。

而与闫宁有相同遭遇的人，还包括杂交水稻之父、李爱珍女士等等。

大德鲁伊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为什么米国科学院能延聘他，华夏科学院却给不了他一个院士之位呢？

这是华夏科学院院士评选机制的耻辱，同时也是评审人员，以及同为华科院院士的共同耻辱啊！

《闫氏家训》中有这么一句：“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如果说，一直呆在国内的试验田里的大德鲁伊是人所共知的上士，那出走贝勒屯的闫宁也就只能中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