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中央财政陷入了危急，朱由检有几个手段，可以大笔的获得收入，比如发行国债。

这种后世的金融手段，在毕自严这种大明顶级的户部尚书手中，一定会爆发出足够的力量。

但是现在大明的问题是，大明的皇室的信用很有问题。

大明宝钞搞的大明百姓对于纸质货币，已经有了抵触情绪，利用大明皇室的威信去强力推行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会造成大明皇室信用的进一步崩溃。

越在金融危机、财政危急的时候，越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强推金融手段，这对岌岌可危的大明朝，无疑于饮鸩止渴。

但是在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急的时候，朝廷勒紧裤腰带，减少吃喝玩乐，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很有必要，但是一味的减少投资是慢性自杀。

gdp，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其构成为三样，消费、投资、出口。

大明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财富高度集中在了大户的手中，百姓们的购买力极度贫弱，消费比当初洪武初年还要萎靡不振。

大明的海禁政策，更是进一步的限制了百姓们的创收能力，即使是大户们，他们的白银也只能埋在猪圈里，他们的工坊商铺也在萎靡，导致消费进一步降级。

海禁政策，也会限制了大明的出口，走私的危害除了没有政策的保护，还要面临着朝廷随时可能降下的天罚，海盗随时夺命。

而大明只能在洪武大帝的海禁政策下，进一步的内卷，加剧对内剥削。

投资建设港口、刺激出口，进一步开放海禁，将大明内部矛盾通过海贸进行释放。

这就是咬紧牙关投资四个港口，推行五港开放的原因。

至于朝臣们的支持则在朱由检的意料之中，大明朝的朝臣，早就意思到严酷的海禁带来的危害，而开放月港彻底将东南沿海的倭寇平复，也让朝臣们尝到了甜头。

但是五港开放政策，还必须得到地方的支持。

港口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地方人才，去进行实地考察、勘验、统筹、审计。建设过程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就需要采购物资，

而这些物资，就会刺激当地的大户，对这些物料的生产展开投资，让工坊和商铺去生产和筹措物资。

而后在监理过程中，朝廷会派出一部分的官员，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在当地招募大量的人力，一个港口的正常运作需要雇佣的人手岂止是海量。

而这一切，都需要当地的大户、百姓的配合。

而开放港口，是朱由检唯一有信心，大明地方会配合的政策。

当初月港的开放，漳州和泉州的海商，已经成为了大明最富有的一群人，而现在，大明要新开放四个口岸，各地方的大户们不配合，才是奇怪。

谁不愿意手中的银子越来越多？

“朕只见过京师红毛番，但是这些红毛番，都是些狂热的教徒，不能代表多数的红毛番，一官在南疆见到的红毛番是何等的模样？”朱由检问起了红毛番事宜，京城的红毛番实在是太温顺了。

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金尼阁以及后来进京的大区主教卜弥格，都是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带着强烈的传教目的，在大明的活动，都符合大明的律法，但是朱由检对于红毛番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

哪怕是传教士将他这个皇帝捧成了三位一体的神，他也从来没有真的这么认为过。

“那群红毛番…”郑芝龙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道：“万岁，那群红毛番在濠镜还稍微好一些，老实本分，但是到了海上，都是见人就砍、抢了就跑、见死不救的强盗，做事毫无章法，今日归附，明日立刻复叛。”

“臣手中有杂兵十万余，有汉人、倭人、朝鲜人、南岛语族人，甚至连利维亚的人都有很多，但是唯独没有红毛番，他们不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