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如杞失神的自说自话，两个锦衣卫严阵以待，他们想要强行带走耿如杞，但是耿如杞坚持不走，他们两个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耿巡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眼下乱军悍勇，还是先避开，调兵平乱才是。”两个锦衣卫劝说着耿如杞，眼神中带着惶恐和焦虑，这可是战场，指不定从哪里来的乱箭，就能要了两人的小命。

但是郭尚礼交代他们保护耿如杞，他们又不敢随便离开。

耿如杞显然是糊涂了，在经过了短暂的懊恼之后，耿如杞离开了大同左卫，来到了大同府，调兵遣将，大同右卫人心惶惶，当耿如杞的手书到了右卫之后，那些杂音，却消散一空。

大同左卫的哗营最终被平定，天边的夕阳和校场的血液一样血红。

“我是耿如杞，放下你们手中的兵刃。”耿如杞再一次回到大同左卫，重复着之前的话，而此时哗营的军卒，面对数倍于己并且团团包围他们的保商团和大同右卫军，缓缓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全部收监，待禀明圣上，秋后处斩。”耿如杞叹气的甩了甩袖子，离开了校场的高台。

这些哗营索饷的军卒，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和蓟门饥兵索饷不同，蓟门饥兵索饷是鼓噪，而大同左卫是哗营，这两者一种是向上陈述自己的诉求，一种是造反作乱。

自古造反作乱被平定之后，不连累家人，还得称颂一声圣上仁德天下无二了。

就连比较温和的宋朝，杀人放火金腰带，造反招安当大官的大宋朝，在平定方腊漆园起义之后，宋徽宗下令对苏松地区进行十抽一的杀令，以杀震慑。

朱由检收到耿如杞的奏疏的时候，也只能叹息，最终朱批了耿如杞请斩叛军的奏疏。

就如同耿如杞懊恼自己的马能再快一点，在大同左卫哗营之前，赶回大同一样，朱由检也有些懊恼，自己的罪己诏下的还是慢了些。

鼓噪索饷，朱由检不怕，总归是好说好商量，大明欠饷，饥兵索饷，何错之有？但是一旦哗营，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这不是他没有仁德，而是叛乱被平定的必然下场。

朱由检的罪己诏下发之后，各地军镇的议论很多，这份罪己诏还包括着具体解决欠饷的倒计时，这方面是户部尚书毕自严立下的军令状，在逐渐稳定了京师的物价之后，户部有了更多的人手，对这方面进行清算。

各地军镇议论极多，但是他们对于大明皇帝是否能够解决欠饷，多数保持乐观的额态度。

这种乐观的态度，也让尚虞备用处的奸细们散播的谣言变得无力，各地军镇再没有鼓噪之声。

皇帝是天子嘛，天子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这就是军卒们乐观的原因。

但是朱由检作为大明的天子，他的确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现在大明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掌控在勋戚、退休的官吏、当地的缙绅、巨贾、宗族头领手中，而这些人在大明中，连一分都占不了，剩余的九成九都是最普通的百姓。

其中最过于难缠的就是缙绅。

缙绅，是国家权力、法律统治无法、无力达到最基层时，一种必然的“中间商”产物。

大明在洪武年间，对贪官污吏的治理，同样对缙绅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打击，这种打击的力度，在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一直持续，这也是当年的鱼鳞册和皇册，可以十分有效统计的原因。

鱼鳞图册，是大明的丈量册，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地绘制，表明相应的名称，是民间田地之总册。

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从事职业，划定户籍。

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次划分鱼鳞册和黄册之时，河南、湖广、陕西、山西、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的所有鱼鳞册和黄册的数字，和万历九年的大规模人口普查和田地普查，一模一样。

缙绅横行，勋戚、退休官吏、宗族首领、巨贾们主导的乡野公共事务的结果，就是基层社会彻底的丛林化，涉黑涉恶势力和地方土豪地主，把持整个基层社会，进而向着朝堂索要更多的权力。

“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花的钱，都是大老爷们赏的，如果大老爷们不给，我们就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住不上房，花不的钱，甚至请稳婆的钱都是大老爷给的，你凭什么说大老爷的坏话？！”朱由检看着手中的这份密谕，就是气的胸口疼。

这是一份密谕，一个锦衣卫问地里的老农，问他们对缙绅的态度，老农可不懂什么缙绅，在他们口中，那都是大老爷。

而大明的末年，正是这群看似有些木讷，甚至麻木的大明最普通的百姓们，拿着锄头、镰刀、木杆，将大老爷们的脑袋给砸了个稀碎。

其中就有他朱由检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