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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问过余柏言，那个夏天他是怎么度过的。

他说：“抽烟喝酒打台球。”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俩正同抽一根烟打着台球。

教会我打台球的人就是他，这件事也要追溯到高中了。

暑假迅速又漫长，我哥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人都春风得意马蹄疾，他也像自己说的那样，在那个宝贵的假期，除了和朋友聚会唱k，还抽出时间来给我补课。

我哥脑子聪明，我一度怀疑我俩根本不是亲兄弟，不然怎么他脑筋转得那么快，我却如此的愚钝。

一道题，他反复给我讲。

第一遍我听不懂，但不吭声。

第二遍似懂非懂，装模作样地点头。

第三遍，我听不进去了，心思开始往我哥身上飘。

高考结束之后，我哥不再穿校服，爸妈给他买了很多新衣服，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潇洒又逍遥的大人了。

他还打了耳洞，只有一个，在左耳垂上。

这件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那枚小小的、不起眼的银色耳钉仿佛凝聚了我哥所有的叛逆因子，那枚耳钉在那段时间，在我眼里是余柏言的幻形。

我在心里给他们两人编故事，然后找准时机问我哥：“余柏言不读大学了？”

我哥写公式的笔尖落在纸页上，手背的筋骨凸起，他沉默的几秒钟里，我甚至觉得他会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