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空气肆意地侵袭，我趴在冰冷的石头后面，全身僵硬。

脸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眼泪和口水不自觉地就流出来。眼泪和口水一流出来，就冻在了眼角和嘴角上。双腿冻得生疼，尤其是膝盖，尽管我在膝盖下面垫了一点干枯的松枝，尽量不直接挨在地面上。

我头上的棉帽子外面还编织着用来伪装的干草和松树枝，身上披着白色的被单。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李建坤将被单叫做裹尸布，因为如果我牺牲了，这被单真的会用来包我的尸体。但如果运气不好挨了凝固汽油弹或是重磅炸弹炸的太近，留不了个全尸的话，自然我的裹尸布也是保不住了。李建坤说他会把他的裹尸布借给我用。对此，我和赵德树一样，现在已经不直呼他的名字了，我更习惯叫他‘臭不要脸的’。如果赶上吃饭，那他还是‘臭要饭的’。尽管，他的年龄可能跟我父亲一样大，但我并不觉得他有一个中年人的沉稳。

蔡宁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我听着他粗重地喘着气。蔡宁现在没法用鼻子呼吸，因为他的鼻子被冻伤了，一呼吸就疼，形出来的的鼻涕里全是血块。他的肺也是受了伤的，从那次和美国佬拼刺刀被打伤，就没好。不过现在看来是严重了，因为他喘气的声音就像是漏了气的风箱，噗嗤噗嗤的。要是呼吸沉重一点就不停咳嗽，我总觉得他能把肺给咳出来。

我们都劝他，不行就打报告回后方治病，不要硬扛着，但蔡宁不愿意离开班里。

我倒是羡慕小吴，这小子倒是不怕冷，能吃能睡。说是叫他小吴，其实只比我小五天而已，我俩都是17岁。臭不要脸的不止一次感叹：“年轻人火气足啊！”

北边没多远的地方传来持续的枪声和爆炸声，听着也就一两公里以外。北边的天都被映照的通红。枪声从傍晚响起，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布置伏击阵地，而到现在已经打了好几个小时。

光听声音就知道战斗的激烈，天上飞机一群一群的飞过去投下一堆一堆的炸弹。炸弹的爆炸声像是打雷一般，而我趴在地上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地的震动。飞机不是一架两架，也不是四架的编队，而是一个波次的轰炸就有十几架飞机。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阻敌增援，凌晨五点之前，不许任何一个敌军越过我们的防线。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弹药。之前的阵地战消耗了很多弹药，但补给始终送不上来。下午的时候来了几个人带来了一些弹药，但也只有两箱手榴弹和一箱步枪子弹。就这，还是军工用命送上来的。据说他们来的时候本来是有十几个人和三头骡子的，送的东西有弹药也有吃的。可走到半路遭到了飞机的轰炸，十几个人牺牲了一半，骡子全都被炸死了。

入了朝，不管前线还是后方，都是战场。虽然送上来的弹药很少，但没人能抱怨什么，毕竟那是军工人用好几条命送到前线来的。我们的粮食不多了，我的干粮袋里面剩的吃的明天就得吃完。弹药更是紧缺，我就剩了两个弹排再加上枪膛里有两发，十二发子弹。手榴弹我倒是有，因为我基本没怎么用过手榴弹。本来我也就扔的既不远又不准。更多的时候，我会把手榴弹给那臭不要脸的，让他扔。连里的炸药就剩了一个炸药包，地雷都用完了。

这样的仗怎么打，谁心里都没谱。

但不管怎么样，一两公里外友军正拿命攻坚。听声音就能知道战斗的惨烈。就算是我们把全连搭进去，也不能放一个敌人过去。此刻，敌人的援军已经距离我们很近了。

在接到求援的第一时间，十几公里之外的一支美军车队就开始通过公路向着被围困的G连靠拢。而整条公路，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再无险可守。这里是公路的一处拐弯处，山势险恶，公路崎岖。在转弯处前，又是一处大上坡，使得敌人的车队在这里没法保持高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