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皇帝李治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朝廷下诏改元“永徽”，至此大唐帝国终于有惊无险地进入了第三个纪元。

李治继位之后不久，立刻加封不久前被外放叠州的李世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然后再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召回长安，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此时李世勣已经依法避讳太宗皇帝的名讳，改名为李——唐太宗李世民在世时，嘱咐如果只是和他的名讳重了一个字的话，就不必避讳。如今太宗驾崩，成了先帝，那该避的讳还是得避起来。

长孙无忌担任太尉，兼检校中书令，同时还负责一起处理尚书、门下二省的政事，管起了整个三省六部。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位托孤大臣，再加上左仆射李，组成了永徽朝的三大巨头。三巨头辅佐着二十出头的年轻天子，延续着贞观年间的政令，因此百姓生活安宁，有着贞观的遗风，世人皆称道这段时间是“永徽之治”。

永徽之治的秘诀在于“无为”二字，李治垂拱在太极殿、两仪殿上，由三巨头以下的百官们处理政事，上层不好大喜功，下层没有天灾人祸，于是海内晏然。而如今朝中重臣，都是贞观朝培养出的能臣干将，虽然帝国的疆域越来越大，但是朝臣们处理这些事情仍然是绰绰有余。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右骁卫郎将高侃率领回纥、仆固等部联军，在西域大破西突厥的车鼻可汗，一路追击，最终俘虏车鼻可汗，收降西突厥各部。东西突厥终于全部收抚在了大唐朝廷的王旗之下。唐廷在原来的突厥境内分别设置了单于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管辖突厥全境。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等人主持删定了新版的律令，称为《永徽律》，颁行四方。长孙无忌主编的这部《永徽律》质量极高，甚至可以说是上下几千年整个中华法系的律令水平的巅峰。律令是帝国的根基，四方百姓都生活在唐律的规制之下，正可谓是律令修得好，日常工作没烦恼，全国州县也都显露出井井有条的治理态势。

而皇帝李治之所以要搞无为而治，其实也不是他真的想要如此，而是由于个人威望有限，他不得不这么做罢了。如今他才区区二十多岁，没有父亲太宗皇帝那样的天才领袖力，面对着朝中卓越而优秀的一众大臣们，难免心里犯虚。更何况，他的叔叔、哥哥们此时也都在朝中，李治年纪轻轻，说话自然也都得依旧小心翼翼。

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皇帝第五个儿子，也是高祖年纪最长的儿子。李元景从太宗驾崩后来奔丧开始就留在了长安，此时加封为司徒，俨然是李唐宗室的领袖。

吴王李恪，是太宗皇帝最年长的儿子。宫中的人一直都说李恪最像太宗皇帝，太宗还曾一度想要改立李恪为太子，最后还是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力劝之下，才没有真的更改储君的人选。太宗驾崩后，李治、长孙无忌最担心李泰争权，唯独不许他来奔丧，但对李恪却并没有什么限制。此时的李恪还是司空兼梁州刺史，他风度翩翩，一举一动都是士人圈子的模仿对象，是那个时代大唐的著名弄潮儿。

玄武门之变以来的李唐宫廷，一直斗得很激烈，一旦控制不住，就是你死我活的对决。面对着优秀的叔叔、哥哥们，李治年轻得就像个孩子，除了皇帝的头衔，他还没有足够的威望来与他们硬抗，他只能选择扮演好一个乖宝宝，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交给外朝。当然，李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乖宝宝，他也在等待时机，拉拢自己的盟友。

而李治能指望的，自然是舅舅长孙无忌了。自古以来，舅舅都是家族男性中最能被信任的天然代理人和保护人，是外甥最可以依靠的外援。因为无论叔叔、伯伯还是哥哥、弟弟，都可能在家族利益方面存在冲突关系，而舅舅是亲娘的亲哥哥，超脱于父系家族之外，寻常人家的孩子要是受了点欺负，都会去找舅舅来帮忙，帝王之家的舅舅自然也是这个道理。长孙无忌此时权力再大，也是作为外戚执掌的相权，和李治的叔叔、哥哥们对于皇权的直接威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还是先帝钦点的托孤大臣，没有理由不和李治站在一边。

长孙无忌也自然乐意帮忙了，不只是为了先帝的嘱托、外甥的期望，还为了他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三十年来，长孙无忌在朝中都是毁誉参半，有人称许他的功劳，有人鄙薄他的能力，这些他都不在乎。他的利益已经和这位当皇帝的亲外甥捆绑在了一起，皇帝的对手，就是他的对手；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他的敌人，就是皇帝的敌人。

要下手，首先要选择突破口。长孙无忌选择的突破口，就是他的老朋友、老对手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

房遗爱曾经是魏王党的干将，但随着魏王李泰被降为濮王，失去角逐皇储的资格后，房遗爱进入了他人生的低谷期，包括但不限于：父亲去世、官场失意、被老婆戴绿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