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朝廷，原本就有重农抑商的惯例。

商人地位甚至在农户以下，商贾子弟不可以参加科举。

但是现在朝廷贸易发达，已经没法这样约束商贾。

商人也可以让子弟加入农籍，甚至加入士籍。

商人能够影响一地的生计，能与县老爷称兄道弟。

这时候强调商贾的地位低下，反倒十分的割裂。

但是商人逐利。

只要有钱赚，什么事这些商人都肯做，许多地区甚至出现金钱至上的理念。

在正统的读书人眼里，这便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这次京港口的案子，再次把商人地位的问题，提到了朝堂上。

朝野上下，全在关注这次的议论。

大周要如何对待商贾，这会是一个关乎国本的问题。

重农抑商，这是自古以来的国策。

不管是否限制了生产力，这条国策也有其符合时代的意义。

大周本来是农耕文明，若是不抑制商业，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更快赚钱的商业。

没有人耕种田地，国家就没法发展。

而且在农业社会，客观地说商业并没有提高生产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