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当天,我在外面步行了10英里。
我的外科医生非常乐观,他说:“你应该在1月份回来,我会再检查一下,但我认为你会没事的。”
但我却和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不管恢复的好不好。”
我和球队的新运营戴夫-加维特认真商讨退役的事。
戴夫在1990年加入凯尔特人队,他劝我不要退役。
我们一见如故,戴夫有很多如何帮助球队的创新想法,我喜欢和他谈论篮球。
他在70年代带领普罗维登斯大学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他了解球员如何看待比赛,也明白什么样的球队可以取得成功。
当加维特成为球队CEO时,我非常兴奋,我确信他会成为赢得我们下一个冠军的人——1990年我们的操作确实很棒。
但在91年赛季刚刚结束,手术前两个月,我走进戴夫的办公室,告诉他:“戴夫,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打球了,我想我应该退役。”
戴夫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能让你热血沸腾。
他说了很多令人激动的话,回顾了凯尔特人辉煌的历史,并期望在下一年再拿一个总冠军。
说实话我有些心动,我们的阵容确实不错,帕里什和麦克海尔油箱里还有油,霍纳塞克和迪瓦茨还在成长进步,我们的替补很棒。
如果我还是1984-1986年的我,一定会率队拿下60胜,继续冲击总冠军。
只要我们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不会放弃,绝不,我太久没有品尝冠军的滋味,我太渴望了。
我距离第三个冠军最近的是在1986年,我们打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赛季,但在总决赛功亏一篑。
在波士顿花园球馆,我们亲眼见证阿甘踏上神坛,当时我心里就清楚,整个联盟都有可能被这个11号统治。
事实证明我没猜错,但我没想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能回到总决赛,我们总是差一点,再差一点。
1991年我精疲力竭,我内心最深处已不再相信我们还能创造奇迹,尤其那个赛季常规赛我们屡屡输给开拓者和公牛。
面对这些顶级球队时,关键时刻我无法决定比赛胜负了,伤痛和年龄制约了我。
我和戴夫说:“我恐怕自己已经不行了,我没办法在一对一单挑的时候,在阿甘头上得分了。”
戴夫说:“联盟几乎没有人能在和阿甘一对一单挑时得分,难道大家都要退役吗?”
“但如果是要赢下总冠军,就必须有这个能力……抱歉戴夫。”
在这次谈话结束后,我下定决心离开心爱的NBA赛场。
我没有通知我的队友,没有和大多数朋友说,然后径直召开了发布会,宣布这一消息。
当时妻子黛娜回了印第安纳州,家里有点事,所以我没有和她一起参加发布会,我想她真的不想亲眼看到一切结束。
我记得新闻发布会后的那个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说自己正在美容院做头发,电台里就播出了这个消息。
她说她泪流满面,这对我们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汗水,现在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记者,尽管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度过前一天晚上准备宣布退役的。
我告诉他们,我独自坐在布鲁克莱恩的家里,看着过去的比赛录像,看着自己曾经的身影哭的不能自己。
好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骗他们的,我根本没哭。
我确实坐在家里,没有看录像,而是对自己说:“天哪,这一切真的结束了。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我开始回想起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这栋房子,我在这里愉快的度过了很多年。
然后我在脑海中回顾过去十几年里发生的一切,我很感激自己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个地方打球。
我曾经告诉人们,如果你没有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你就没有打过职业篮球。
当然我知道这是吹牛皮,凯尔特人和别的球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穿上另外一件球衣,如果这样,我会先退役。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很遗憾球迷们不知道哪一场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说再见,但他们说了再见。
凯尔特人队为我举办了一个退役之夜,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这是戴夫·加维特的主意,起初我不想参加,凯尔特人队通常在半场休息时退役球衣。
但戴夫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仪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打乱比赛。
他的想法是出售拉里-伯德之夜的门票,并将所有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他设想的是,让我身穿制服站在台上,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我很重要的各种人走上前来与我交谈。
他想从洛杉矶请魔术师约翰逊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密切到我没想到在我退役后短短两个月,他也退役了。
一旦我答应了举办“拉里-伯德之夜”,我就开始担心了,谁会来呢?没有比赛可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