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北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棱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牟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一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s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录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楗，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wěn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dàng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今年代弃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bo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录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录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

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yu望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huā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huāhuā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sè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失身份，也没那个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