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说李是一个贼，但如果不是李，辛丑可能不是一个条约，而是辛丑屠戮。”

这就像是一个选择题：存人，还是存钱？

当时，如果李鸿章当时选择了存钱，那么，八国联军未必没有可能一直追杀到西安，甚至可能连西安都不用到，直接就在半路上就把西太后和那些所谓的王公大臣们给抓起来了。可是，接下来呢？存人，还是存钱？西太后和她的那些手下们又会怎么选择？辛丑谈判，八国联军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些支持义和团的皇室亲王当作罪魁祸首处决……是李鸿章最终保住了这群祸害。

这或许又是李鸿章的一个错误。可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在满清搞出那个狗屁不通的“皇室内阁”之前，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包括许多有进步意识的人们依旧对这个政权保有希望，那么在此之前的中国人又会怎么想？又会不会依旧保有什么“忠君”的思想？

梁启超是维新派出身，跟李鸿章可说是敌人，但《李鸿章传》却是李鸿章死前将自己的资料送给梁启超，托什给对方写的。而就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国人还都在痛骂他签署了《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并为他的死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梁启超便写出了这篇煌煌之作。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当举国之人都在痛骂李鸿章的时候，这些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又为这个国家做过什么？

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被八国联军吓得跑到西安，还在回銮北京的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而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一个国家，虽然弱，但却是一个大国，拥有数亿人口，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国家危队的时候却只能倚侍一个老人……李鸿章又何只一个裱糊匠这么简单？

……

重头再仔细看看：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中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

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李鸿章丧权辱国是从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开始的。那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所以，还不如直接谈判。于是，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事后，英国人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想象中更多的利益。

甲午海战后，清廷命令李鸿章赴日谈判。结果，李鸿章在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可面对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