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一片交头接耳。

上课快三个月了，还是头一次有教授发表声明，请听课的人进行反驳的。

祝庸之上课与其他党校教授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和学员们互动，在讲台上讲着讲着，会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来，甚至点名要学员来回答，让听课的人不得不跟着他的讲课思维走。

当然，大家愿意听祝庸之讲课，并不在于他讲课的生动有趣，更在于他讲课有思想，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这样的课一讲出来，学员们听着听着就会感到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淋漓痛快。

祝庸之开篇第一句就是一个问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大概是黄平的秃脑袋比较显眼，祝庸之先点了他来回答，黄平摇摇头说，不知道。

“你呢，你知道吗？”祝庸之又问坐在前排的季萍媛。

季萍媛脸一红，说：“好像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说的。”

温纯举起手，回答说：“明朝清苑县知县唐成。”

“好。”祝庸之点点头，又严肃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搁在那个朝代，大概也就是一个七品左右的芝麻官吧。我请问，如果你们不当官了，回家卖红薯能养活一大家子吗？”

底下一片哄笑。

祝庸之这次没有点人来回答，而是说：“我想大家的哄笑已经回答我了。卖红薯不是你们的专长！这好比我老夫子当不了官，只能在这里跟大家磨嘴皮子挣口饭吃，课讲得不好，大家把我轰下讲台，我就没有饭吃了。同样，当官是你们的一个职业，所以，你们必须把官当好，否则早晚会被轰下台去，砸了自己的饭碗。”

教室里寂静无声，只有祝庸之的声音在回『荡』，时而轻缓如清风细雨，时而急促如暴风骤雨。

祝庸之首先论述了县官们的特殊『性』，他说：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在中国一直是独特而重要的区划。相对于中央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来说，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

在民间，你们常常被称为“父母官”，这个叫法似乎有违“人民公仆”的官方定义，但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折『射』出你们身上所承担的现实社会责任。你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关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一方百姓福祉，也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

祝庸之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座所有的听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