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是办理新民的后事。庆春的悲痛已渐渐被麻木代替。新民的办公桌先是由队里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关的材料及属于公家的物品取走。剩下私人的物品队里叫庆春来清理，庆春拒绝了。她和新民毕竟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法律上她无权以家属名义清理遗物。于是队里就通知新民的父亲来了。但是李春强把新民留在办公桌里的几封信交给了庆春。这都是前两年庆春出差时写给他的。李春强同时给她的，还有从新民的皮夹里找到的两张去杭州的火车票。“要我找人帮你退掉吗?还能退。”他问。

庆春拿过那两张票，摇摇头。这是她和新民最后的纪念，怎么能退呢。她把那两张票还有一张她本人在新民追悼会上和烈士遗像骨灰的合影，仔细地收藏起来。

她在那西洋楼对面蹲守的时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最后几张就是杀害新民的那个穿西服的嫌疑人。处里从中选出一张面目相对清楚些的，印到通辑令上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明、功德无量”的角膜捐献纪念册，以及总共不到两万元的抚恤金和各种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结发的妻子，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遗物。这时庆春心里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新民没有死亡的惟一的身体组织，她觉得那双眼睛就是新民的整个儿灵魂和象征。

她去了医院。

她去得也许太早了。虽然没费什么劲就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个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双眼睛却还被纱布厚厚地蒙着。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静，庆春进去的时候她正削了苹果一块一块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里送呢。

庆春也带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同他们寒暄。她的身份及与病人的关系，那姑娘似乎已从医生那里知道，脸上自然堆满笑容，嘴上说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谢的话。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见她，不甚礼貌地沉默着。庆春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和他们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况。

“你在上大学二年级吗?”

病人答：“啊。”

姑娘替他补充道：“应该上三年级了，他这一病都快半年了。”

“这病怎么得的?”

“咳，给他们系里一个辅导员教师家里刷房子，他和另一个同学拿白灰打着玩儿，让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给烧坏了。”

庆春看那男孩子只露了一半的脸，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顽皮，她问：

“你在哪个大学呀?”

“燕京大学。”还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学什么专业呀?”她索性就问那女的。

“法律。他是主修经济法、民法的。”

“噢，那挺不错，搞这个现在挺热门的。”

“是吗，其实他才不适合研究经济法呢，他没那个经济脑子，又不稳重，干什么事都冲动得不行。”

“还年轻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学，到国外探了一年亲。”

“还有海外关系哪?”

“他爸爸妈妈是搞科研的，都长期在国外。”

“那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朋友。”

床上的病人一动不动地听着她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当面议论自己，没有半点反应。庆春看着这张纱布脸，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忧伤，那纱布里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双眼睛还会是那样沉稳、睿智、安详吗?

坐了一会儿，彼此便没有更多的话。她起身告辞，对病人说了些好好保重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那男孩子依然无动于衷地说：“谢谢。”

姑娘送她出来，为男孩的少言寡语做了抱歉和解释：“他刚和我吵完架，还赌气呢。真对不起啊，其实他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们捐了角膜，他且等呢。”

庆春说：“那倒没什么。不过你跟他说，生这种病不能总生气，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她们在走廊上边说边慢慢往前走，姑娘说：“没办法，他就这脾气，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没人管他。”

庆春笑笑，说：“那你管管他。”

姑娘很老实地说：“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庆春站下了，看看他们这一对，都还是孩子，挺有意思。她问：“你和他是同学吗?”

姑娘摇头：“不是，我们两家算邻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