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我不问，肖琳也要说到制片厂的这位领导了，“副厂长说，孙导演在怎样提高剧本质量方面确实动了很多脑筋，不但和原作者多次商讨主题和情节的安排，4他说，名字还是原作者排先，稿酬怎么分配可以商量，钱是小事。孙导演的修改本这位副厂长已经看了，他觉得修改本融进了孙导演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提炼，比你原来的剧本更丰满更成熟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基本上已接近上马拍摄的水平。当然，他也说，你对孙导演署名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拒绝。但是孙导演在剧本上的艺术劳动用什么形式给予承认，厂里也要考虑，在没有考虑出方法以前，恐怕暂时不能列入拍片计划。”

“有意思，”我冷笑，“能把恐吓说得这么道貌岸然，也是一种水平。”

肖琳避开我的直视，“我觉得，我觉得，”她迟疑抬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感到一种落水似的冰冷，我坚决地摇头：“不，我不同意他改，钱可以给他，但这个故事是我生命和青春的回忆，要改哪儿，得和我商量。”

“你不让他改，他就不拍，你怎么办？”

“我另找人拍。”

小敏，事情到这时候千万天真不得了，有了这个合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你这个剧本，他自己当编剧，只要在片头上加一行字幕，说明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就算是合法了。说穿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他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你的问题，你千万别跟他们闹翻了，倒霉的是你。刘敏，我一直认为这部片子是否能上对你特别重要，中央都说让知识分子自我改善，你再不改善改善自己的处境，难怪女儿不认你！”

女儿，说到女儿我已无一语，只能向隅而泣。

肖琳被这泪水弄得迟疑了，她走近我揽过我的肩，用力搂了一下，叹气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晚饭凉在桌上，谁也无心再动杯著。肖琳要赴个约会，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独自收拾桌面，独自坐在电视机前。新闻联播里全是工农业大好形势，先进经验、模范人物，或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庆典，载歌载舞，粉墨登场。夏末之夜，习习凉风送来附近街上夜市的喧哗，邻居的录音机也放得很响，我弄不清是爵士是摇滚还是什么别的新潮。在音乐的砰然撞击中，夹带着男欢女笑。我知道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大城市。世界多么热闹，究竟是我自己老了，还是这个世界老了？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才老气横秋，才与这其乐陶陶的夏末之夜格格不入？

从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看，我教书育人的那片山区此时正下着雨。那是个多雨的山区，烟一样的雨总把山岗洗得浓绿，那浓绿总执拗地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原色，总与孩子们的歌声笑声和谐一律。孩子们之间也总勾心斗角，但毕竟青春少年，连勾心斗角也总那么天真单纯。

也许我不该来北京，这暑期我本应该和往年一样呆在山里，我似乎已经属于了那片天地。如果不是多年来毛京的灵魂不断地袭扰和笼罩，我可能会放弃对女儿的苦苦寻找，也不会写出这个剧本，把终生的思念与感叹，用一纸合同，用六百块钱，卖给一个本来不相为谋的陌生人。

楼上录音机的音乐无休止地撞击着四壁，在千篇一律的节奏中，我忽然发觉有客来访，正在严肃地敲击着我的房门。我拉开房门满腹狐疑，“请问您找谁？”“我就找你。”不速而来的是一位老者，从他保养得很白净的气色上，几乎看不出年寿几许，只是眼神里流露出的一种异常明显的疲惫，使人觉出一丝苍老。

“我没认错吧，你就是刘敏同志。”“是的，我也没认错您，可现在该怎么称呼您？”

老者尴尬地移开目光，环视着屋子，不请自坐。和那位导演一样，他也选中了那张竹皮圈椅。

“天下真小，”老者顾左右而言它，“你父兄还在么？”

我抱肩站在他面前，无动于衷地答道：“父亲病死了，哥哥还在牢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去的？是按什么罪，文革中打砸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