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瑜早年被下放到北方的基层扶贫，带着他。靳家根正苗红，红到发紫，长辈们忙于事业，没哪个有空帮忙带孩子。

在基层扶贫，请保姆不像话。

那时他还小，两三岁，尚瑜披星戴月像陀螺似的转，觉得男孩子皮糙肉厚随便养，他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成日在村子里撒野。

后来调到别的地方，情况大差不差。

他跟着尚瑜在不同城市生活过，小初高甚至幼儿园都转过学，哪里都熟，哪里都不熟。

朋友来来往往，转学初始会觉得难受，后来就习惯了。

一家人更是难得见几次面，活得像离异家庭里的留守儿童。逢年过节团聚，聚了马上散，留不住。

凛冬傍晚，他站在老宅的灌木丛旁，跟父亲和妹妹告别，看着黑色车子逐渐远去，直到日光敛尽最后一丝光线。

每年上演。

恐怖的不是重逢初期，久未谋面产生的陌生感，是稍微熟了点，又要分离，心里茫茫然的空虚失落。

他记得靳烽在摩肩擦踵的人群中，把他放肩膀上，看跨年夜绚烂的烟花；记得被高年级学生欺压，靳烽请退役军官教他体能，数月后带着他找上门，指导他把那混蛋揍得满地找牙；也记得成年当晚他们坐在马路牙子边，靳烽磕开瓶盖，笑着说男人喝的第一瓶烈酒，得父亲开瓶。

但直到他高三，才算真正的团聚，继而面临上大学。缺席的种种，实则难以补足。

距离的远近，有时会让靳原觉得失控，缺乏安全感。

外面传来车子熄火，推拉车门的声响。

靳原出去迎接，奶奶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乐呵呵地往他手里塞大红包。

靳原就笑，说那我提前给您拜个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