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艾便笑道：“对不起，有个冯金槐是不是住在这里？”那女人想了一想道：“冯金槐——是呀，他本来住在上头的，现在搬走了呀。”小艾不觉怔了怔，道：“哦，搬走啦？”那女人见她还站在那里，仿佛在那里发呆，便问道：

“你可是他的亲戚？”小艾忙笑道：“不是，我是对过的，因为上回听见他说他们这儿老鼠多，想要一只猫，我答应他我们那儿有小猫送他一只的。”说着，便把那小猫举了一举给她看看。那女人说道：“他搬了已经一个多月了，本来他跟他表弟住在一间房里的，现在他表弟讨了娘子了，所以他搬走了。”

小艾哦了一声，又向她点了个头，便转身下楼，手里抱着那只小猫，另一只手握着它两只前爪，免得它抓人，便这样一直走出去，下了台阶。太阳晒在身上很暖和，心里也非常松快，但同时又觉得惘然。虽然并不是他结婚，但是他已经搬走了。她又好像得到了一点什么，又好像失去了什么，心里只是说不出来的怅惘。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小艾在后门外面生煤球炉子，弯着腰拿着把扇子极力地肩着，在那寒冷的空气里，那白烟滚滚的住横里直飘过去。她只管弯着腰扇炉子，忽然听见有人给烟呛的咳嗽，无意之中抬起头来看了看，却是金槐。他已经绕到上风去站着了。他觉得他刚才倒好像是有心咳那么一声嗽来引起她的注意，未免有点可笑，因此倒又有点窘，虽然向她点头微笑道，那笑容却不大自然。小艾却是由衷地笑了起来，道：“咦？……我后来给你送小猫去的，说你搬走了。”金槐哟了一声，仿佛很抱歉似的，只是笑着，隔了一会方道：“叫你白跑一趟。我搬走已经好几个月了。我本来住在这儿是住在亲戚家里。”小艾便道：“你今天来看他们啦？”金槐道：“嗳。今天刚巧走过。”说到这里，他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话可说，因此两人都默然起来，小艾低着头只管扳弄着那把扇炉子的破蒲扇。半晌，她觉得像这样面对面地站在后门口，又一句话也不说，实在不大妥当，不要给人看见了。因见那煤球炉子已经生好了，便俯身端起来，向金槐笑了笑，自把炉子送了进去。

她在炉子上搁上一壶水，忍不住又走到后门口去看看，心里想他一定已经到他亲戚家里去了。但是他并没有进去，依旧站在对过的墙根下，点起一支香烟在那里吸着。小艾把两手抄在围裙底下，便也慢慢的向那边走了过去。她并没有发问，他倒先迎上来带笑解释着，道：“我想想天太晚了，不上他们那儿去了。”他顿了顿，又道：“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回头他们又要留我吃晚饭，倒害人家费事。”小艾也微笑着点了点头，应了一声，随即问道：“你是不是从印刷所来？你们几点钟下工？”金槐说他们六点钟下工，又告诉她印刷所的地址，说他现在搬的地方倒是离那儿比较近，来回方便得多。两人一面闲谈着，在不知不觉间便向弄口走去。也可以说是并排走着，中间却隔得相当远。小艾把手别到背后去把围裙的带子解开了，仿佛要把围裙解下来，然而带子解开来又系上了，只是把它束一束紧。

走出弄口，便站在街沿上。金槐默然了一会，忽然说道：

“我来过好几次了，都没有看见你。”小艾听他这样说，仿佛他搬走以后，曾经屡次的回到这里来，都是为了她，因为希望能够再碰见她，可见他也是一直惦记着她的。她这样想着，心里这一份愉快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再也抑制不住那脸上一层层泛起的笑意，只得偏过头去望着那边。金槐又道：“你大概不大出来吧？夏天那时候倒常常碰见你。”小艾却不便告诉他，那时候是因为她一看见他出来了，就想法子借个缘故也跑出来，自然是常常碰见了，她再也忍不住，不由得噗嗤一笑。

金槐想问她为什么笑。也没好问，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只管红着脸向她望着，小艾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便扭身靠在一只邮筒上，望着那街灯下幢幢往来的车辆。金槐站在她身后，也向马路上望着。小艾回过头来向他笑道：“你真用功，我常常看见你在那儿看书。”金槐笑道：“你在哪儿看见我，我怎么没看见你？”小艾道：“你不是常常坐在那房顶上的吗？”金槐笑道：“我因为程度实在太差，所以只好自己看看书补习补习。别的排字工人差不多都中学程度，只有我只在乡下念过两年私塾。”她问他是哪里人，几时到上海来的。他说他十四岁的时候到上海来学生意，家里还有母亲和哥哥在乡下种田。他问她姓什么，她倒顿住了，她很不愿意刚认识就跟人家说那些话，把自己说得那样可怜，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因此犹豫了一会，只得随口说了声“姓王”。她估计着她已经出来了不少时候，便道：“我得要进去了，恐怕他们要找我了。”金槐也知道她是那家人家的婢女，行动很不自由的，不要害她挨骂，便也说道：“我也要回去了。”这样说了以后，两人依旧默默相向，过了一会，小艾又说了声：“我进去了。”便转身走进弄堂。

虽然并没有约着几时再见面，第二天一到了那时候，小艾就想着他今天下了班不知会不会再来，因此就拣了这时候到厨房里去劈柴，把后门开着，不时的向外面看看，果然看见他来了。陶妈刚巧也在厨房里，小艾就没有和他说话，金槐也就走开了。小艾等劈好了柴，便造了个谎说头发上插的一把梳子丢了，恐怕在弄堂里了，便跑出去找。走到弄堂口，金槐还在昨天那地方等着她，便又站在那儿说起话来。

以后他们常常这样，隔两天总要见一次面。后来大家熟了，小艾有一天便笑着说：“你这人真可笑，从前那时候住在一个弄堂里，倒不大说话，现在住得这样远，倒天天跑了来。”

金槐笑道：“那时候倒想跟你说话，看你那样子，也不知道你愿意理我不愿意理我。”小艾不由得笑了，心里想他也跟她是一样的心理，她也不知道他喜欢她。怎么都是这样傻。

金槐又说：“我早就知道你叫小艾了。”小艾却说她最恨这名字，因为人家叫起这名字来永远是恶狠狠的没好气似的。

后来有一次他来，便说：“我另外给你想了个名字，你说能用不能用。”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头和一张小纸片，写了“王玉珍”三个字，指点着道：“王字你会写的，玉字不过是王字加一点，珍字这半边也是个王字，也很容易写。”小艾拿着那张纸看了半晌，拿在手里一折两，又一折四，忽然抬起头来微笑道：“我那天随口说了声姓王，其实我姓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她对于这桩事情总觉得很可耻，所以到这时候才告诉他，她从小就卖到席家，家里的事情一点也记不起了，只晓得她父母也是种田的。她真怨她的父母，无论穷到什么田地，也不该卖了她。六七岁的孩子，就给她生活在一个敌意的环境里，人人都把她当作一种低级动物看待，无论谁生起气来，总是拿她当一个出气筒、受气包。这种痛苦她一时也说不清，她只是说：“我常常想着，只要能够像别人一样，也有个父亲有个母亲，有一个家，有亲戚朋友，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就无论怎样吃苦挨饿，穷死了也是甘心的。”

说着，不由得眼圈一红。

金槐听着，也沉默了一会，因道：“其实我想也不能怪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也是给逼迫得实在没有办法，也难怪你，你在他们这种人家长大的，乡下那种情形你当然是不知道。”他就讲给她听种田的人怎样被剥削，就连收成好的时候自己都吃不饱，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交不出租子，拖欠下来，就被人家重利盘剥，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卖儿卖女来抵偿。譬如他自己家里，还算是好的，种的是自己的田，本来有十一亩，也是因为捐税太重，负担不起，后来连典带卖的，只剩下二亩地，现在他母亲他哥嫂还有两个弟弟在乡下，一年忙到头，也还不够吃的，还要靠他这里每月寄钱回去。

小艾很喜欢听他说乡间的事，因为从这上面她可以想象到她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此外他又说起去年“八一三”那时候，上海打仗，他们那印刷所的地区虽然不在火线内，那一带的情形很混乱，所以有一个时期是停工的。他就去担任替各种爱国团体送慰劳品到前线去，一天步行几十里路。那是很危险的工作，他这时候说起来也还是很兴奋，也很得意，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不大喜欢他讲国家大事，因为他一说起来就要生气。但是听他说说，到底也长了不少见识。

小艾这一向常常溜出来这么一会，倒也没有人发觉，因为现在家里人少，五太太为了节省开支，已经把刘妈辞歇了，剩下一个陶妈，五太太病在床上，又是时刻都离不开她的。除了有时候晚饭后，有根来了，陶妈一定要下楼去，到厨房里去陪他坐着，不让他有机会和小艾说话。

陶妈本来想着，只要给他娶个媳妇，他也就好了，所以她一直想回乡下去一趟。凭自己的眼力替他好好地拣一个，但是因为五太太病得这样，一直也走不开。托人写信回家去，叫他们的亲戚给做媒，人家提的几个姑娘，有根又都十分反对。

陶妈转念一想，他到上海来了这些时候，乡下的姑娘恐怕也是看不上眼了，便又想在上海托人做媒，又去找上次把有根荐到那南货店里去的那个表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