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法家与儒家的争论，其实也一直没有停止。

统治者一味强调仁义道德，谴责先秦的严刑酷法是亡国之道，但在实际治国中，光靠儒家的仁义道德又行不通，必须依靠于法家的法制来治理。

从西汉之后，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历朝的统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

于是形成了“儒表法里”的思想形态，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实际治理作用的。

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体制的初创时期，纠纠老秦也比较憨厚实在，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的本质，让法治严酷的一面全部袒露在阳光下，让百姓看得心惊胆战。

经过一次次惨痛的教训后，到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

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

这外儒内法的套路一直为各朝所奉行，这些秦牧是知道的。包括后世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也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行法治之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对儒家的偏重过度了，特别是朱程理学的思想，已经禁锢了人的本性，儒的弊已远远大于利。

一方面，秦牧希望通过儒家来集权，加强自己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他又想去除儒家“虚伪，务虚”的一面，让社会上少些“嘴上千言，胸无一策”的虚伪文人。把整个社会向重实践、事实求是的唯物主义方向引导。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其分寸着实不好拿捏。

所以他今天确实是怀请求教的心思，希望在经筵上，听听各派思想精英的辩论，好根据各家之言，梳理、整合出一个切合当下实际情况的治国思想体系来。

秦牧对着众人说道：“朕自登极以来，日夜忧思者，治国之道也！明之亡，已证明朱程理学，不足以为治国之根本之道，朕欲求治国之道，以安天下之民，诸位贤能可有良法进献？”

王夫之立即说道：“陛下，治国之道，当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他的话总是这么简短，但有力。

这句话中，表面上避开了儒、道、法之争，但究其根本，所谓的宽以养民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严以治吏，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

秦牧接着问道：“王学士可否为朕详论一番？”

“陛下，纵观历朝之亡，追根溯源皆因民不聊生所至。而民生之困苦多为贪官法吏之压榨。掠夺所至。是以臣以为，治国之道，应秉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之策；

君主对待民众，应废除严法，重德教，轻刑罚，以宽缓之政养息民生。欲养民，则关键在于严以治吏，唯有吏治严明。官吏不敢枉法，民众生活才能安宁，社会秩序方能井然。”

王夫之这种治国思想，大概是因为看到了明朝后期政治，法纪荡然，文人士大夫公然结党营私，抨击朝政，攻奸异己，左右朝局。认为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后就无法无天，使整个社会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产生“严于治吏”的想法。

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弱化了儒家的作用。

治民用道家。治吏用法家，分而治之，这其中并没有特别强调儒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