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发表数量和发表频次，只能说明杨锐的水平远远高于jc的需求，以至于杨锐的论文寄过去，就会得到优先处理。

在欧美顶级大学，有这种待遇的学者还是很多的，比如著名的哈佛教授，或者知名的剑桥教授，他们要送一篇论文到《jc》，也就是打个电话约时间的事，专门的审稿都没有意义，最低的底线是，哈佛的著名教授就是发表一篇错误的论文，也比一名普通学者的正经论文有价值。

这就像是商品免检一样，当一名学者的自我要求远超于期刊社的要求的时候，期刊社再去以规章制度卡人，那就是将学者往外赶了。

全世界的期刊不知几千几万种，生物学方面有名的也有几十上百种，是一片残酷竞争的领域，学者中的大拿，是有相当的特权的。

田兵清楚的知道，杨锐就拥有想发就发的特权。

“论文的署名……怎么算？”田兵只剩下这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不用杨锐说明，许正平即道：“如果数据和经费来自其他科研组争取的课题，在其他科研组未完全参与的情况下，你们并列第一作者，你的名字可以放在前面，如果其他科研组参与了，其他科研组的名字放在前面。另外，通讯作者永远是杨锐，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田兵连连点头。

要说起来，这样的条件算不上宽松，但实验室的潜规则就是如此，哪怕老板什么都没做，老板的名字依旧得是通讯作者，除非资金全部来自于你申请的课题。

不说80年代，和裁军一样大裁减的科研经费有多难申请，就是到了连年提高的21世纪，能直接从国家乃至于学校申请到经费的学者都不多。

即使是30年后，普通大学的教授，每年能够申请到的经费都不一定有10万元人民币，而十万元的经费，在一瓶试剂动辄数千元的时代，又能做得了多少研究？

国家科研经费的大头，永远是给了排名在前的学者和教授们了，那些每年拥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经费的院士或者长江学者，其名下的实验楼往往都不止一个，而他们申请到的经费，自然是要分拨给旗下的学者们。

后者的回馈，除了通讯作者的名头以外，也不能再多了。

80年代的条件更糟糕，获取资金的渠道更有限，科研老板的条件自然更苛刻。

杨锐只要一个通讯作者，至多一个并列第一作者的名头，实在是优惠万分了。

田兵也不是第一天做科研了，对此不仅浑不在意，更是有些感激。

事实上，如果要冲着jc去，就是杨锐不想写自己的名字，田兵也有可能将之写上去。原因很简单，这样更容易发表。

若是纯为利益考虑的话，头上多一个通讯作者，或者多一名并列第一作者，并不会影响到学界对田兵的评价。

杨锐见田兵同意，这时候才切入进来，和田兵聊起了限制性内切酶的种种研究，确认田兵有能力完成这个课题。

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身为小牛一头，只是循规蹈矩的做科研，对田兵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

许正平也悄然放心下来，在杨锐确认后，伸手道：“欢迎加入离子通道实验室。我建议你先到实验室里来工作，调职手续的话，我们稍后一起给你们办。”

“一起办？你们还招人了？”

“当然，离子通道实验室早就策划扩建了。”许正平比杨锐还要有信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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