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去半个月后，工作人员递给了我一沓钱，并告知我这些是我伴侣委托他交给我的，我清点了一遍，一共两万，便猜测工作人员层层吞了三万，不过后来等我出去了，才知道赵星直接塞了十万，他们克扣了足足八万。

这两万块钱对我而言，算得上“雪中送炭”。

我进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五百现金，买了两套换洗的衣服、一套清洁用品，就干净利落地用光了。

让我进来的人，显然并不想让我过太舒服的生活，因此我一直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来自亲朋好友的费用，也就不能采购更多的必需品，赵星通过层层关卡给我的两万，的确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在小卖部买了方便面和暖贴，一边啃泡面一边写论文——除了打发时间外，也是为减刑做准备。

我一贯是把事情向最差的方向去想，这样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反而能够接受事实。

我在里面呆满了三个月，除了吃得不好，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之外，一切都还好。

进去的第九十四天，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律师，打一照面发现还是老熟人——当初我和赵星离婚的时候，他也是律师团成员之一。

他的逻辑很清楚，问我是做无罪辩护还是争取减刑，前者难度很大，后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他说如果我认罪，有极大的可能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再给我争取下缓刑，很快就能出去了；而如果做无罪辩护，难度就会很大，很可能要拖到复审，这样我在里面的时间至少会拉长几个月，也有很大的可能依旧会按照有罪论处。

“而且……”律师压低了声音，神色有些为难，“崔先生，你的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网上舆论，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改判无罪的难度。”

“什么样的网上舆论？”我猜一定不是“我有罪”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