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来看看，他死了我就放心了。”我毫不在意这群人的眼光，径直走到悬挂的黑白照片前放下一束菊花。

转身的时候，我目光瞥见那个一袭黑色套装的女人带着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弟弟，在角落坐着。

几波人，各自围在一起，表情都不尽相同。

“你要是这个样子，你爸的遗产你休想…”方才指责我的亲戚站出来到。

“按照国内的法律，如果有遗产，当然该由我来继承。我休想什么休想？”

“别忘了，你还有个弟弟，非婚生子一样有继承权！”

“哦？那我无话可说，前提是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这是许连明的孩子。”

那个小崽子已经十来岁了，比他妈还高出了一截，垂着头，又往角落挪了挪，显然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地自容。

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自尊心最强，还没学会大人的寡廉鲜耻。

“行了，各位叔伯。”我说，“他留了什么东西，要怎么分，都不关你们什么事，都别瞎操心了。”

我打了个车，从郊区返程的路上心情格外的轻松。

墨蓝色的天幕宽厚广大，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

透过出租的后视镜，我看到自己许久未剪的头发已经及肩，外套是那年费城周楠风落下的那件，因为冬天老穿，现在都磨破了袖口，显得我像桥洞底下爬出来的流浪汉。

我心情颇好地和司机搭讪，听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儿。

“您甭说，我看人特准，您的话…”他跟着扫了我一眼，“艺术家！您就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