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旸看着幻灯片上的内容，下意识的抬头看着陆沅离，轻声道：“犯罪预防，是所有犯罪干预行为中最难的一种。”

“但也最可贵、最有效，不是吗？”

陆沅离道：“恶性犯罪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令人惋惜的后果，即使再怎么努力破案，抓到凶手，惩治罪恶，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已经无法挽回了。”

“说的没错。但是，犯罪预防可以说是世界性难题。”

焦旸道：“就像对疫情的零容忍，必然意味着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与全民性的付出一样。除了增加人手，联防联控，尽可能的叫天眼覆盖全部区域之外，我真的很想知道，怎么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犯罪预防。”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有几位经济学家，曾经多次根据经济体量发展，比较成功的估计过奥运金牌分布。”

陆沅离道：“同样的，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化行为，毫无疑问的也会受到社会形态发展，经济形势改变等的影响而发生形态变化。因此，只要研究社会形态变迁较早国家的大规模恶性犯罪，就可以预判出，可能在本社会中也产生的犯罪行为。

比如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国就曾经发生过，伤亡近百名幼儿的校园惨案。战后的四五十年代以及经济泡沫破灭后的90年代，日本也曾经发生过无数次，针对幼儿的无差别攻击恶性犯罪。而中国相对大规模、频繁性发生这类案件的时间，是2010年。

也就是说，根据社会变迁的差异，有充分的时间，系统分析犯罪行为。只要对其他国家的此类型犯罪加以研究，就可能成功的提前预判出，无差别攻击的恶性犯罪，并加以阻止。”

“这么高大上！”

焦旸由衷的说：“我以前看过很多论文，都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与犯罪行为无必然联系的。这个视角很独特，陆教授，你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