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按照古代的流程，宝玺的使用有三道关卡：女官保管印玺，尚宝监取还印玺，尚宝卿使用印玺。

设立这样的分工，就是为了防止滥用，互相制衡。

但世宗末年情况特殊，祝棫的亲妈病了，田太后的身体也很不好，无力垂帘，妃嫔里估计也没什么能托付的人。

祝棫没有办法，就灵活变通了一下，合并了这三项岗位的职能，间接让程丹若获得了干政的权力。

她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政治中，而这个起点，其实也注定了她的终点。

这是一条为臣之路，而不是为君之道。

但在古代，混官场不是件容易的事。

程丹若得到尚宝之位，就好像读书人中了进士，前半生的努力到此为止，后面的路从头开始。

看看庆天元年的配置。

杨峤五十出头，年富力强，曹纲六十，三十年资历，薛聪六十差一点，谢威五十五，冯源也差不多。

这班底正处于能打又能熬的岁数，人均老资历，想出头谈何容易？

程丹若大概也知道这一点。

她花了很多年为自己布局。

我总结了她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点：晋商的钱、西南的兵、江南的笔。

这三点每一个都值得展开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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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钱、钱

众所周知，晋商是在夏朝崛起的，他们抓住了夏朝与蒙古的互市机遇，借着政策的东风乘势而起。

据府志记载，山西最繁茂的产业就是毛纺织和煤矿，特别是毛纺织，“家家有织女，户户养牛羊”，与江南蚕丝业并为两大工业支柱。

当时，山西一带的纺织业完备到什么程度呢？

官府层面上，朝廷规定，百姓自家养的牛羊数量不能超过五头，超过就要额外收税，以免毁坏耕田。同时，降低进口羊毛的关税，鼓励商人买蒙古的羊毛。

国家用这样的规定，避免国内的畜牧业了侵占农业生产。

民间，牛羊本身可以买卖，羊毛用来纺织，不管是毛线还是绒布，产量都很高，牛耕田之外，也用来种牛痘，发过牛痘的牛在交易时可以减免赋税，这就很好地促进了牛痘的接种。

家里贫困的，妇女在家纺织毛线，收个手工费，有钱一点的置备纺织机，自家用和租出去都有进账。

产出的毛线国内市场消化，绒布大量出口，远销欧洲不说，还反销回了蒙古。

蒙古的老百姓也没什么意见。

牧民们通过互市，能够交换到日常所需的铁锅、盐茶、棉布，不需要劫掠就能熬过冬天，羊毛一年年收，属于可持续发展。

而于大夏的百姓来说，没有了胡人南下侵略的担忧，也就不需要逃难，地里的收成只要过得去，就饿不死。

又引入了红薯、玉米、花生之类的外来品种，抗风险能力增加，手头上也能攒下钱了。

百姓有了钱，商业就随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