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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一会儿话,高市长来了个电话,余思雅便提出告辞。

许秘书将她送出去,到了楼下,许秘书说:“高市长从昨晚就一直呆在办公室,忧心这个事,待会儿还要去省里开会。”

余思雅明白,云南知青出了这个事,不光高市长睡不着,估计好多地方的领导人都睡不好,生怕这场风波会波及到自己的省市。要知道,全国可是有一千多万知青,而这些知青的背后还牵扯着上千万的家庭。

但作为一个小人物,她能做的实在有限。余思雅只能说:“辛苦你们了,许秘书,我先回去了,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

回去之后,接下来几天,余思雅一直关注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新闻都不放过。直到元月一号,她才从新闻里听说,这件事惊动了北京,北京方面同意知青代表团进京反应情况。

这件事才算暂时取得了进展,后续怎么发展,余思雅不得而知,只能从报纸和电台里探寻蛛丝马迹。

但经过这件事,她深刻地意识到,祖国在这时候是多么的脆弱,说是内忧外患也不为过,对外,南边猴子上蹿下跳,多次侵犯我们边境,北方还有强敌对峙,目前已有大批部队官兵集结到北方。对内,经济萎靡不振,人民生活困难,有诸多内部矛盾,知青返城就是其一。

就如高市长今天的表态一样,他不是不知道知青们该返城,只是没法安置他们。这么多年轻人回到城市,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收入来源,很容易出乱子。八十年代的严打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起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她能做什么?

余思雅一直在思考这点,但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微薄了,她能做的实在有限。

就在她一直关注着知青们的情况时,沈建东的炒瓜子生意总算取得了进展,机器调整到他满意的程度了。

他找到余思雅,兴奋地说:“嫂子,马上要过年了,冬天是卖炒瓜子的旺季,我再买两台这样的机器怎么样?”

余思雅没有意见,要想做大,肯定要扩大规模。她本来就有这个意思,不然也不会特意租了个房子给沈建东。

“可以,不过你想过怎么卖瓜子吗?我还是那句话,仅凭你跟熊子两个人,一天是卖不了多少瓜子的。”余思雅笑着说道。

个人的力量有限,用在做生意上同样如此,沈建东每天就是跑断腿,说破嘴,又能卖多少瓜子嘛。

沈建东若有所思,抬头看着余思雅问:“嫂子,你是不是有什么新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