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期间，我与她谈论了莉莉在福利院的童年和黑色情人节。两天后，我与莉莉第二次见面。她在我对面坐下的那一刻，我感觉奇怪地不自在，仿佛有什么将要发生。

“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这是莉莉的开场白。

我和莉莉更早之前因为一个偶然在市内相遇，她那时得知我对于对数月前莱辛教官坠亡案有兴趣。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但第一次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一阵恶寒蹿上了我的右边手臂。而当6月初的那个午后，莉莉平静地说出下一句话时，我感觉到了命定般的恶意：

“四个多月前死去的斯坦教官是我的指导教官。”

那天的谈话让我得知了远超我预期和想象的事。其中并不包括斯坦的死亡真相。但莉莉吐露的一切还是令我失眠了。我告诉自己，在动笔之前，必须再继续找别的相关人士查证核实。

两天后（也就是6月6日）早晨，我被片刻不停的消息声惊醒。点开送到《先驱报》公共邮箱中的那段视频之后，我感到有必要将这篇报道尽快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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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是莉莉的第三任指导教官。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的改造营体系之中，指导教官与学员每周日进行面谈，学员总结一周心得，教官则评估学员的“进展”。原则上，改造营方面鼓励教官和学员建立信任关系。教员必须遵循行为准则，教员与学员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是严重违规。如果有违反行为，学员可以向纪律管理委员会申诉。如果学员对教员不满，同样可以发起申诉并申请调换教官人选。莉莉前两次调换教官就是走的这个流程。

但由于教官掌控学员的表现评分、决定学员是否能够进入毕业流程，教员在学员面前事实上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威。一旦纪律管理委员会不受理学员的申诉，学员就等同被困在同一名教员管辖下。不合理制度的漏洞成为犯罪的温床。

第一次见到斯坦，莉莉觉得他“还行”。那时莉莉已然被视作屡教不改的问题少女，看上去会在莱辛待到十八岁成年，那之后被送入管制更为严格的战犯收容设施。但斯坦与此前的两任教官不同，他单腿有轰炸留下的伤，内敛寡言，但对她很和气。斯坦没有和其他教员一样居高临下地训斥教育莉莉，而是鼓励她到办公室聊天。莉莉承认被长久孤立后，她偶尔会渴望有个能够心平气和交谈的对象。一次交谈之后，就有了第二次和之后的更多次。

那些看起来无害的闲谈中，令莉莉印象深刻的是斯坦的办公桌上有许多纸质书。那在战后颇为稀罕。斯坦注意到，便开始鼓励并指导她阅读。如果不是战争，斯坦也许有机会进入大学教书。至少斯坦如此声称。

现存开放的政府档案中几乎没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的资料。他的家乡似乎在南方，但在丑闻曝光之后，即便将南方翻了个遍，媒体同僚们也没能找到斯坦这个人真的存在过的证据。帝国吞并南方诸多政权的战役是帝政初期最血腥的一笔，那时不计其数的南方居民逃亡北上，南方政府投降前，内部主张抵抗到底的鹰派摧毁了基础设施，个人信息和资料随之遗失泰半。斯坦似乎还有个相依为命的姐姐，但她在帝国军入侵时遭到侵犯，发现怀孕后自尽。但这也是无法查证的说法。

莉莉逐渐对斯坦放下心防。她考虑过重新回去修满课程、好好考试毕业。但信赖招来的是噩梦。“他恨帝国的一切，以它对待他姐姐的方式对待我、惩罚我，以此复仇。”描述斯坦所作所为的时候，莉莉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个空洞。她会突然跳回时间更深处，叙述战时少年军内的体验。那些经历有共通之处。但莉莉大体上还是表现得很平静，这让她直白冷静的叙述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暴力。

作为听众的我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感到不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为男性的另一些人能够做出如此恶行，并为我无法给出一个解释而羞愧。想要在这篇报道中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的读者会失望，我会将它们留给法庭。

莉莉试过申诉，但杰克·威尔逊与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诉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恶名”，虽然她的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恶化，教员和其他学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只是顽固分子的疯狂。莉莉在那段时间更加频繁地“违反纪律”，故意违反每一条可能违反的规矩。少年军的身份变得重要。她开始自残，试图轻生。学员身上的生理数据探测装置让她一次次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但因为她会将安眠药囤积起来，医务室最后拒绝给她开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