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会把即将点燃眉毛的怒火按压下去，伸出用毫无保护的双手团团包裹，皱眉闭眼，仔细地感受着灼烧带来的每一丝疼痛，时刻准备着刮骨疗毒，以及在夜深人静地时候舔舐乌黑的伤口，换上毫不在意的面具。

“我还能说不吗？说不有用吗？”。他心道。

如果这句话有用，他就是卷断了舌头也会说下去。

可惜不能。

“小哥？”

“这位小哥？”

呼叫声打断了跑偏的思维，猛地将钟从余这些事情拉了出来，脑袋还有残留的眩晕，视线对焦困难，左手拿着的清单，正在被右手捏着的黑色签字笔胡乱画圈。

此时进入了九月的尾巴，白天依旧长得让人够呛，又大又红的太阳拖着天宫屁股迟迟不肯回去，哭得满世界都像是被泼了一层红墨水，钟从余也不例外。他抬手挡了挡这辣辣的光，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突然想起那件事——老妈走的那天也是一身红裙。

然后他的世界就像这轮夕阳一样，缓慢坠落了。

身边一位带着小黄鸭帽子的大叔念叨道：“小哥，出什么神呢？即兴作画啊？”

“画画？”钟从余揉了揉眉心，没反应过来，“你要画什么？”

小黄鸭大叔：“哎哟喂我的老天爷，你干莫子啊？还真画啊？签字签字！大伙儿把家给你搬完搬好了，快签字让我们回去拿钱吧，这大热天的，没谁愿意在外面杵着！”

钟从余这才完全清醒，点头道：“哦，好。”

一笔连成，一看就是写习惯了的，格外顺溜。

他送走了一车搬家的壮大叔，抬头望向着有点破败的楼梯房，再掂量了一下背上的书包，便独自拧起脚边那半人高的行李箱就往上走。

六楼。

怪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