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却是高利贷。

明朝并没有专门的放贷机构，至于传说中的票号，那是顾炎武和傅山为了反清筹款才发明出来的商业模式。

目前放贷多是声誉显著的大商户和大家族，他们将获取的利润投入贷款市场，以高息收回，本身没有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造，对生产力没有推动，同时又剥削了其借贷者的再生产能力。

《大明律》规定民间放贷利息不过三分，同时是不论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后来富家借贷，多取复利，所谓“利滚利”者。再后来朝廷为了禁止这种复利盘削，规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显然没能发挥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贷，已经是悲天悯人的大善人了。绝大多数高利贷者都超过了“三分”这个限度，苏州甚至出现过两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贷的普及程度之广，却是从官员到百姓无有不涉及的。这次所有被东厂查出触犯国法的勋戚，无一不在这高利盘削问题上犯有重罪。

第533章 旌旗十万斩阎罗（19）

“殿下若是以此罪我等，恐怕天下并无无罪之人！”魏国公并不服气，这位徐达的后人哭得脖子发红，以演艺出来的哀伤遮掩愤怒的本质。

“没事，我先诛首恶，再论其从，宽宥无知罪轻的庶民，这也是祖宗好生之德。”朱慈烺道：“若是国公以为高利贷还不足以让世人心服口服，那么蓄养家丁死士，这就足够了吧？”

大明允许奴仆的存在，但不允许家丁的存在。有时候其中界限很难划清，因为家丁也常做奴仆的事，甚至还要担负农业劳动。如果硬要找出个标准，那么勉强可以用军籍来区别家丁与奴仆。

无论是地方卫所还是京营之中，服役的军人首先都在军籍。嘉靖以后的募兵制大行其道，正是军籍军人不堪用，不够用的问题。

不堪用是因为没有操练。这些军人不操练又在干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在为军官干私活，当家奴。

不够用是因为人不在了。军户是世袭制度，父祖在籍则子孙都在籍，以开枝散叶来说，只会人满为患，为何会发生人数缩减的事？答案是卫所、京营的军官将领将军户视作自家奴仆，直接拉跑了。

这些军户服从度高，地方衙门管不着，户籍直接归属于卫所、都司、五军都督府这一系统，属于免费的人力资源。像魏国公这样每代都有人出领督府，提督京营的人家，自然不会放着这么大一块肥肉不吃。

即便外面的奴仆已经卖得极低贱，但总比不上免费的好。何况拉跑之后一样要占着籍，好名正言顺再领一份军饷。

这些军户之中，家族基因好，身胚都不错，更有些还会家传武艺，用来保家护院何其放心！